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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宇:大道周行与和合共生

日期: 2015-5-12 0:00:00 来源: 网络 举报

大道周行与和合共生

作者:刘仲宇

当代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文化多元,宗教也多元。这种多元,还在变化之中。可以说世界上每日都会冒出新的宗教,有些宗教也会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既是多元,就要寻求共处之道。历史上曾有过一教攻入而使其他消灭的情形。然而这种做法越来越无效,越来越不合时宜。经验证明,各宗教只有和谐相处,才能不至于在无谓的争斗中消耗自己,也只有和谐相处,才能对老百姓带来福祉,才有可能实践对信众的承诺。宗教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创造条件走向人类长期憧憬的太平世界、实践其大同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参与宗教和谐格局中,道教有着丰富的资源,同时也需自觉地挖掘、运用这些资源。

一、 加强道教的主体性,奠立宗教对话的基石

在谈论宗教和谐时却先提出加强特定宗教的主体性,与我们希望的世界宗教朝着和平、善意、和谐的方向发展,希望宗教之间,和睦相处,毋乃矛盾呼?

其实不矛盾。

须知,我们讲的宗教间的和谐相处,是在承认各宗教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性,都有着各自对人类文明的不同的贡献,有着不同的信众群体的基础上的。正因为各有特征,所以在传播方式上,修行形式上,都会有差异,尤其是涉及到传播空间重迭时,与世俗问题关联时,便会有矛盾而需要协调。和谐云者,是不同的因素和而不同之谓。不同的宗教都有自己主体性,而处理相互关系时,便必须将自己主体性与他者的主体性适当协调,在态度上注意这种协调才有和谐的前提。协调当然不是放弃各自的主体性,而是是要处理相互关系上做到和而不同,不同仍然求其谐和。处理这类问题时,如何看待自己的主体性,便显得十分重要。对主体性不够注意或每况愈下的宗教,很难对宗教和谐做出什么贡献,——即使是态度上希望参与。只有在某一宗教具有自己的独特影响时,才会碰到自己与他者的关系需要调整处理,一个病恹恹的教派,根本无力于思考自己和他者的关系,也极少有这方面的话语权。如果各个宗教都用只认同自己而盲目排他的方式来处理相互间的关系,那么不可能有任何的谐和。而产生盲目性的原因,常常是自己的主体性不足,或者膨胀。因此,处理好自己的认体性与各其他宗教之间或者一个宗教内部其他的教派之间的协调关系,非常之重要。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则需视实际的社会状态以及自身的条件,再抓住不同的重点。对于道教而言,则是要注意到近百年来,其主体性不足的问题,加强自己的主体性。

这是因为,从清乾隆年间开始,道教的社会地位便有所削弱,而进入近代,其适应变化着的社会条件,显扬其主体性的努力也稍嫌不够。自从十九世纪末起,佛教界的主体性自觉较为明显,经过数十年的耕耘、思考、争论,民国时期佛教界形成的相当热闹的佛学的探索,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同时,佛教的学院、刊物也纷纷兴起。实际上,他们讨论的用语尽管全是佛教传统的,或者如有新说,其阐述的根据,也全从佛教经典出,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在思考面临社会与时代剧变的时候,如何弘扬佛教的问题,亦即基督宗教所张显的处境化问题。而处境化问题,实质上又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和张显自己的主体性的问题。佛教界的努力,应当说是卓有成效的。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民国时期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后来发展成人间佛教)思想,仍然是当代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反观道教,则没有这样的探索,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对于教理教义如何适应时代的讨论,但声音尚不大。所以道教在许多领域中的话语权,显得非常的小而弱。其主体性还需要大大地张扬。

我们这里讲的宗教的主体性,不仅指其组织程度的强化,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源的优化,而主要的是,指那一特定宗教,对于自己信仰的坚守与理解,能够自觉到自己的根柢,感触到自己对于本身和社会乃至于人类的强烈责任和使命,其直接的表现之一,就是教义思想的深思熟虑和与时俱进。这是任何一个宗教都会遇到的,也许还是随时会遇到的,在现代这样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更是如此。也许,这里可以借用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概念,主体性的建构首先是对自己的文化属性、文化根基的追问,是对自己的信仰土壤的培育,是对自己的独特的教义的阐扬。从这个意义上,道教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其历史与现实的能量来说,解决的资源又是雄厚的。要参与宗教间对话,在建构宗教和谐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恐怕今天的道教必须有这样的自觉。只有其主体性增强,才能有对话的积极性与自信力,也才能与其他宗教共建并分享某种话语权。

二、 增进道教的普世性,发展宗教对话的基础

道教是古老的宗教,但是她经历了近二千年朝代的更迭,经受了近代、现代历史的风云激荡,在新时代仍有其生存的广阔空间。说明其中必有能超越不同时代的检验的内容。这些内容,许多便是表达人类的普世价值的要素。道教的普世价值追求是共存于当今社会的重要前提。

首先,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物质追求膨胀而精神家园萎缩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物欲横流,眼前的利益与享乐成了压倒的目标。而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何在,人,人类社会,还有没有更为远大的未来,则少有考虑。由此造成了理想的失落,信仰的丢弃,一句话,是西方神学家所说的“终极关怀”的不足。而这又成了道德滑坡乃至于沦丧的重要原因,成了一部分人不能适当约束自己、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根本缘由。而道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终极关怀的模式,与其他正宗正信的宗教一起,为人类的这一普世价值的需要,增添了食粮。

道教的最高信仰是“道”。

说到道,在中国文化中中,并非只有道教用这一概概念。儒家讲道统,他们希望将尧舜禹汤之道,孔孟之道,作为代代相传的精神核心,变成全民族全天下的向心力的源泉。佛教入中国,中国人将之看成佛道,也是将之当成道的一种学说,而佛教徒也称为道人。至于大量的翻译过来的佛典,“道”作为最高的真理和追求对象,使用的频率之高,也有目共睹。及基督教经典传入中土,将上帝与道同举,也比比皆是。众所周知的耶稣“道成肉身”的熟典,便是其表现之一。道,作为最终的超越者,最高的终极存在物,也有人称之为终极神圣,可能在各人为宗教中都普遍存在这一概念。正是对于终极存在或终极神圣的信仰,使得各大宗教区别于原始的神灵信仰和巫术仪式,同处于一个高级精神生活和文化学说的层面,有了相互沟通的最基础的平台。但也同样因为这个道,严格地说,对于这一终极存在的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形成了相互间的隔阂,在其他原因的诱惑下——比如,某些宗教领袖为了争夺权利,有时仅仅是统治者的青睐,打着宗教旗号的社会资源和物质财富的掠夺——,彼此之间甚至于达到势不两立的境地。所以,如何理解“道”,对“道”作何诠释,直接影响到各宗教相处的态度。

道教关于道的学说,十分丰富。其原典,在于《老子》,但后来者对它的诠释随时代和学派立场的不同而纷纭复杂,近二千种注解已经极为繁茂,其他道书和道教学者的论述、引申更在在皆是。[1]本来,在《老子》中提出“道可道,非常道”之旨,道教学者多强调所信仰的道为常道,即永恒的、终极的神圣实体。《老子》又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即是大道超越一切,然而又普在于一切时空之中,就在人们的左右。道普在一切时空且体现在一切事物之内,于是道门推出“德”的概念。德是与道相联系的内在于一切事物中的本质,也可以说即是道的体现,认为“道之在我谓之德”[2]。所谓我,不止从个人上讲,甚至于也不限于人类,而更加广泛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唐代潘师正对唐高宗说的“一切有形皆有道性”被讨论道论的学者反复征引,事实上从唐代起,可能是受到佛性论的影响,道教内部便专门讨论起道性的问题。唐青溪道士孟安排综合前人这说,认为:“道性者,理存真极,义实圆通,虽复冥寂一源,而亦周备万物。烦惑所覆,暂滞凡因,障累若消,还登圣果。”[3]标出这样的理论宗旨,一是因为要说明道即无形无象无声无色,是与一切“有”的世界相对峙,是无,“天上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道具有终极性超越性,同时道泛在于一切,没有什么可以离开道、不与道沾边。这是从本体论上着眼。二是要说明凡是修道,皆能有所得,之所以平常人不能悟道,是因为受烦恼、迷惑所荫覆,一旦将自己的障碍、牵累清除,则能悟得道体,与道合一,修成圣果。这是从修行论上着眼。无论从本体论上还是修行论上,道的终极性、神圣性与普泛性、可得性,都是统一的。德的概念,道性的概念,都意在说明道与万物的统一,得道与成仙的统一。这样一种道论,使得道教徒在理论上并不排斥别人有得道的可能,也不否定不同出身、不同种族之间在修道、得道和条件上有什么差异。这样便产生的道教在形而上层面对于各种对于终极解脱的途径和可能的承认。

道教是本土宗教,但在近现代以来,已经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甚或是象征,在百余个国家中,主要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中,起着精神食粮的作用。道教所到之处,并没有与当地的原有的或现今仍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产生剧烈的冲突,也足以表明大道即超越一切,无形无象,却又存在于一切时空之中,而且就在人们的生活场景中存在着,支配着。这样,大道的信仰即具有超越性,终极性,又具有此在性,它打破了此岸与彼岸的隔断,对于道门在现实生活中追求落实自己的理想提供了平,也给共同体的创立提供了共同话语的前提。

其次,道教教义的特殊宽容性,即是当代人的普世价值的一种表现形态。

对于其他宗教,道教也基本上能够宽容对待,至少是尊重其不同的信仰,有时候还会从终极目标的角度作出理解和诠释。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道教研组面对的宗教,主要是佛教。佛道二教之间有过一些恩恩怨怨,但从总体上看,在长达近二千年的历史中,相和的时间多,相怨的时间少,共存融洽的时间多,相互摩擦的机会少。这与二者都主张和合、冲和、圆融等思想有关,而有时闹矛盾,主要也是因为利益的驱动,而不是教义的对立。从道教说,从南北朝起就有一些主张调和乃至于综合融通的思想出现。著名高道陶弘景便是代表。至于对另一个中国本土的学说儒家,则更加没有相互共存的障碍,有时社会上有人画些什么三教研组图,将释迦居中,老子对座,而孔夫子站在地上向老子问礼,实在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信仰而眨抑别人的无聊之举,没有多少人响应。宋以后,三教合一的思潮更加有市场,几乎弥漫着整个社会,道教与佛教之间的相互吸收更多。甚至于有些道门中人认为元始与佛,本是对道的不同名称,[5]而这样说的人竟然是一位天师!宋代的道教内丹学,便力图与佛教融通,张伯端《悟真篇》出,实标志着一个新内丹学派的问世,后人称之为金丹南宗。张氏的《悟真篇》,讲的是丹法,纯属道门功夫,但是其书最的却附有三十多首禅诗,显然是认为仙佛可以一致,从最终的解脱上看,可以同修。及明清时期这类融通的情况就更多了。那一时期“顺则生人生物,逆则成佛成仙”变成了内丹家的口头禅,此话就被内丹家伍冲虚反复提起,他论丹的语录被编成《仙佛合宗》,据说有一位和尚柳华阳写成了《慧命经》以阐内丹之理[6],后人将之与《仙佛合宗》编在一起,称为《伍柳仙宗》。所以,由于在形而上层面存在着多种的诠释可能和维度,在具体的信灵神仰及修持功法上,道教与佛教之间都存在泯灭某种差异的可能,也能够对同一问题作出不违背自身信仰立场而又吸收对方养料的诠释。

最后,道教宣传“齐同慈爱”,更是历代人们憧憬着又似乎总抓不住的大爱的理想,或者说这种普世情感的特别表达。

道教的伦理思想与其宗教信仰密不可分。以他们信仰的最高神元始天尊以及元始之徒也是占据神仙谱系第二位的太上大道君的名义流传的《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特别强调其“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宗旨,同时,提出在伦理层面的基本诉求。《度人经》主张,世人要“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

“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就是对于所有的人,等同地慈悲和亲爱。齐同云者,可能是对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有所批评,有所纠正。这里说的齐同,并没有附加特别的条件,比如种族、信仰、生活习惯、血缘等方面的条件,甚至也没有用道德高下的差异加以限定。所以属于某种普世的全人类的慈爱。异骨成亲的理想,更是将人际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区分,缩小到当时人所能设想的最佳状态。须知,中国古代的宗法制社会中,以亲亲为原则,异骨成亲的理想则力图打破这一局限性,在更加广泛的视野中处理人际关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如此说来,至少从理论上说,扫除了与其他宗教之间的情感障碍。

“国安民丰,欣乐太平”则表现了道教的社会理想。这一点,可能也是绝大多数宗教所期望的。如果按照社会矛盾与社会苦难为宗教重要根源的理论,恐怕更要说,是全部宗教形成的重要基础。只是许多宗教将解脱的希望放在彼岸,而道教,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对于现实社会的幸福有更大的关注。由此出发,引发出道教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也由此引申出与各宗教交流对话的重要缘由。因为当代世界是一个变形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一方面是财富的大量涌现,另一方面是贫富差距的大扩展,一方面是人类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这种科学技术的运用产生的负面影响成倍增长,甚至于到了人类自身受到严重威胁的地步,一方面是人们享受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本应造福人类、提升人类精神的文化,越来越商品化,也随之低俗、肉欲、粗鄙,大量的精神鸦片和垃圾毒害着人们的感官和头脑。这一类二律背反,正是各宗教企图扫荡的。大家想超越粗俗的有限的物欲的束缚,想找到一种最终解脱的方案,首先必须面对社会这一人类生存的共同体中的问题,还世界一个太平。所以,由此出发,可以有大量的与其他宗教对话的空间。

上面提到的,只是道教中具备的人类普世价值的一部分表现,其他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有关生态保护、环境优化的思想,等等。但仅仅这里例举的几个思想闪光点,已经可以看出,道教中有大量的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观念、智慧,或者说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表达着人类的普世价值。这些正是与其他宗教对话的重要基础。尽管大家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保证此类普世价值的信仰前提不一样,然而只要有如此这般的共同的期望,那么就有了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的基础。

三、 关注人类面临矛盾,拓展宗教对话的内容

自从梵二大公会议之后,西方的天主教等主流宗教中,也有人提倡宗教间的对话,而且有学人根据他们的经验,研究了对话的必要与可能,现今处理宗教间关系的不同模式。写成象《宗教对话模式》那样的煌煌大著。其实,中国的宗教,在历史上一直是和睦相处占绝对主流,对话是经常也是正常的姿态。这方面的经验大可写成几本书。从历史看,中国的宗教徒之所以能和睦相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实际上都以维护华夏文明、解救人类的一切苦难为追求,在这一前提下,和谐才能成常态。否则,一味地抬高自己鄙视别人,而不顾国家与民谟,只能弄得冲突不断。那么现实中,宗教的和谐相处,根本的是要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怀,宗教对话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切与维护。

当代世界飞速发展,但也由之产生出种种社会矛盾。有些矛盾涉及国家之间的共处方式,有些关系到民族利益,有些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需面对的内部的矛盾,比如两极分化、族群对立等,另有一些则是卫生、生态、环境诸问题,常越出民族与国家的范围,变成世界性的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等常常以跑步式地追赶着世界进步,但也以浓缩的方式出现着各种矛盾,需要面对。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反应,正是宗教间对话与相互理解的重要话题。而在这些方面,道教又有着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或者有解决问题的深刻智慧。

道教对于当代面临矛盾时的态度和解决的思路,人们已经论之不少。比如道教对于生态保护、环境保护的思想,曾有人出过专著,散见于各种研讨会的发言,各种刊物上的文章,更是难以统计。老子对于两极分化的批评,对于无限膨胀着的私欲的警告,也多有讨论。这里且再说几个问题,也是宗教间可以探讨的话题。

其一是技术进步是否一定给人类带来福祉?道家是最早对于技术的使用可能对人类本性带来冲击提出警告的学派。无论是《老子》、《庄子》,都对人在使用技术时丧失“天机”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学人们对他们的此类思想是批判的多。然而,当代在科技首先发达的国度里,却有人对老庄们的这类思想加以肯定。那原因,是在长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引领下,对于科学技术的过份迷信和滥用,导致了诸多的环境、生态,以及人自身的困境。科技的进步既为人类造福,又同时造成诸多的矛盾,有时甚至于是危机。例如,工业废水排入环境,某些化工制品如含磷的洗衣粉,产生的环境荷尔蒙,对当代男子的生殖能力形成了损害;在工业生产、现代畜牧业生产、汽车激增等影响下全球变暖,等等问题,都是大家都头疼的。然而用什么办法去解决呢?有人想纯用“科学”的办法,认为没有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科学只探索形器世界的问题,技术则是科学的应用。人类活动的根本动因则起于人的精神世界,而精神世界远非一端能够穷尽。若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技术发展越快,资源消耗越快,带来的后果越严重。况且,人的感情问题,男女的择偶,都非科学所能确定。回到话题。科学技术进步是人类所孜孜以求的,但有其利者必有其弊,老庄们只是对其弊提出了警示,那还在二千多年前。我们不能不敬佩其早熟的思想。对这一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能否成为宗教对话的话题呢?我想是可能的。

其二,是战争与和平、反对恐怖主义与民族团结问题。自从所谓冷战结束后仍然让世界头痛的问题。如何消除战争根源,真正和平共处,同志尚须努力。其中各宗教自然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以促进和平,防止战争。道教对这一问题非常明确:《老子》曾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争总的来说带给普通百姓的不是福祉。官逼民反,侵略者必须被赶走,正义战争是迫不得已。但对于战争的无限歌颂,无限崇拜,某些集团或国家凭着手上的战争机器耀武扬威,在影视作品中对血腥场面的强化刺激,其间或有性质与程度上的差别,但都不是人类长期利益所在。至于恐怖主义,根源不一定在宗教,但部分恐怖主义者恶意诠释了某些宗教经典、与宗教极端势力相呼应则是事实。对于此类活动,各宗教有必要站出来呼吁,运用自己的影响以抑制。当然,对于产生它的根源,正需要讨论与寻求对策。现今有些恐怖主义活动与民族分裂缠为一体,道教对于民族团结也有自己的理解。根本上说,他们是主张民族平等的,东汉天师道建教之初,就在少数民族中传播,便是表现。

最后,与前面其一提到的问题相关,是科学技术运用、生产经营中要否道德制约的问题。这一问题早就有人注意,今天则到了难以容认的地步。高铁出事,地铁列车追尾,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就发生在人们身边,也困绕着人们,安全感失落,幸福感下降,信任感危机。这一切,都与一部分人虽然掌握了某些技术,但不讲条件地滥用,或者昧着良心用于损人利己,有密切关系。不是技术出了问题,而是技术的应用缺了伦理的制约。我在最近的一次会议发言时即指出过:

在推广某种养生技术时,必须考虑到伦理的约束。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伦理立场上,会有不同的结果。这让我们想起《阴符经》的话:“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当时是因看到关系到民众健康乃至于生命的有些无良产家、庸医为了利润不管一切的做法,有感而发。对于这样一些事件,各宗教都会有自己的批评,以及对自己信众的正面引导。如何交换经验,从学理上,信仰上,人性上加以讨论,则需要大家坐下来从容探究。

大道周行不已,而宗教间的正态要求和合共生。当代面临的矛盾着实不少,其中不少是各宗教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有不少是光靠行政手段和法律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宗教这一柔性手段则大有用武之地。各宗教都有自己的资源,共同运用之,才有对话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道教如何参与宗教和谐的建构,是一个大问题。上面的论述难免挂一漏万。而且,根本说来,构建和谐关系,各宗教才是主体。借道教论坛谈点自己的想法,未免书生意气,隔靴搔痒。只是想引起当事者的注意而已。

[1] 《老子》一书传播甚广,这里说的只是中国呈中文语境中的情况。事实上《老子》的外文版本已有近五百种,被称为除圣经以外被翻成非母语版本最多的书籍。每种版本的印数可能都很少,但版本之多,一是表明中文语境之外,也有许多人关注此书,二也说明,世界上的人对老子书的理解和诠释也是多种多样。因为翻译本身就以译者的独特理解为前提,翻成之后的文本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诠释本。《老子》的海外传播说明道教的思想是可能被不同文化系统所理解和部分认同的,这对于安伦先生提倡“宗教共同体”的可能性无疑也是一佐证。不过本论文不想涉那么广,只讨论在中国本土的一些情况。

[2] 宋徽宗《御注道德经》。

[3] 孟安排《道教义枢》卷之八。

[4] 《老子》。

[5] 参看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崆峒问答》。

[6] 对《慧命经》的作者,陈撄宁先生认为柳乃剽窃道士圆桥真逸。不知确否,姑备一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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