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非龙在天
晚清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无一不与佛学有关。当时的中国,列强侵凌,社会糜烂,孔教式微,纲常败坏。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契合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救世利生、实现社会变革的精神需求,为之提供了打破纲常礼教、获取平等自由的精神武器。而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新派知识分子中,又以谭嗣同对佛教信仰最坚,研究最精,实行最力。
谭嗣同出身官僚世家,父亲是湖北巡抚。少时倜傥有大志,博览群书,好谈兵法,善于剑术,很有侠气,曾与京城名侠大刀王五结为好友。谭嗣同从小丧母丧兄,被父亲的小妾所虐。他饱经伦常之变,久历人世之苦,于是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以为此身一无足惜,唯有追求真理、拯拔众生而已。
1896年,三十一岁的谭嗣同方才接触佛学。他学佛时间虽晚,但其以发宏愿,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谭嗣同甫闻《华严》性海之说,便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从此豁然贯通。古今中外的种种学说真理,在其心中交汇奔腾激荡,但如百溪归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渊深的佛学,而贯注其中的,是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是救度众生的伟大精神。这是千百年来,佛教流于空谈而失去了的胸怀与精神。在这外辱内乱,黎民苍生流离失所的严峻时刻,僧众唯知坐地念佛,以求自心清净而已,其鼓吹的悲悯关怀,又体现在哪里呢?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谭嗣同以他的学说和舍生取义的行为,告诉世人,佛教不是围簇于一堵红墙之内,不是一片让心灵逃亡的净土。谭嗣同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对生命无限的悲悯与爱,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
从谭嗣同发心学佛始,他便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时日不多,虽然当时他正值盛年。这种念头常萦绕于心头,使得谭嗣同更加勇猛精进地学习。他在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道:“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 佛以救世救人为己任,曾说“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谭嗣同亦发出“以心挽劫”的宏愿,誓为中国人民“冲决网罗”而奋斗,并最终以鲜血印证了自己的信仰。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逮捕维新派。眼见大势已去,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出走日本,日本使馆方面也表示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谭嗣同坚辞不受并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8日,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年仅33岁。
谭嗣同虽然以身殉法,但他的著作《仁学》仍在中国近代史上放射出万丈光芒。《仁学》一书粗看时,甚觉揉杂,细看时,便知全书思想乃是以佛学贯穿起来。谭嗣同“以求仁为宗旨”,但他对“仁”的阐释却“是一种以佛学为主体而杂采孔、耶、墨等诸家学说的新思想。他以佛释仁,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无捡择法也,故无大小可言也”;“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于是乎大不仁之事起焉。故孔子‘绝四’,终以‘毋我’。”谭嗣同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的最高境界是“人我通”,即是以佛家之“无人相,无我相”去破除人世间的妄生分别相。
谭嗣同称其学为“冲决网罗”之学:“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这是要对古今学术来一次价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见识与雄浑的胆魄,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气纵横的一笔。《仁学》与谭嗣同之死交相辉映,构筑着一个伟大的人格象征,这,便是真正立足于中国大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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