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曾昭聪　刘玉红
论文关键词　汉译佛经　修辞研究　综述

论文提要　本文以《佛经语言学的研究现况》、《佛经文献语言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两种文献为线索查阅了相关论著，对二十世纪以来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成果加以综述，以期推动汉译佛经的修辞研究。

从修辞角度研究佛经的成果较为少见，《佛经语言学的研究现况》、《佛经文献语言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两种文献中著录的修辞研究也不多。本文以这两种文献为线索查阅了相关论著，现综述如下，以期推动汉译佛经的修辞研究。

1　汉译佛经本身有关修辞的论述及译经对修辞的要求

“藏经”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约为南北朝。“藏”，是梵文箱子、筐等词汇的意译；“经”，亦从梵文转译，原意为用一根绳子贯穿花瓣。佛教僧人借此作为比喻，意为：收集释迦牟尼的教诲，永不散失。在佛经中运用修辞劝化众生的例子俯拾皆是。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一、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九中均对修辞有具体论述。以“譬喻”立名的经典现在也有多部存世。

佛经本身即注重修辞，佛经的汉译中同样注重修辞。因为梵文、中亚古代语言都是很难掌握的，翻译不仅涉及语意本身的对译，还要使翻译出来的汉文符合汉语的修辞方法和语言习惯，以便中国信众接受。所以，佛经翻译的最后一步工作就是润色修辞。这种再创作性质的汉译佛经中的修辞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2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的汉译佛经修辞研究

梁启超指出：“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进而从十个方面作了论述。所谓“文体之变化”其实就是结构、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的修辞。胡适说：“印度的文学有一种特别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韵文重说一遍。……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

关于风格上“华梵结合、韵散兼行、雅俗共赏”的行文体制，胡适从四个方面作了解释。关于结构，陈寅恪谈到：“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

另有陈竺同《汉魏六朝之外来譬喻文学》对中古汉译佛经之譬喻修辞进行了一些研究。

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汉译佛经修辞研究

3．1　大陆地区的研究

3．1．1　总体研究

骆小所认为，在历史上佛教文化对汉语语音修辞、文体等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陈光磊、王俊衡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中设有专章讨论“佛经传译与名理玄学的修辞思想”，在修辞学史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孙昌武对汉译佛典的语言、行文体制、文学体裁、构思和表现方法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3．1．2　辞格研究

目前大陆地区对汉译佛经中修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比喻辞格。孙昌武、吴海勇、梁晓虹、陈兰香对此都有深入的研究。

3．1．3　风格研究

汉译佛经的语体风格与语言风格非常特殊，在很多方面与中土文献迥然有别。对此，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其一，汉译佛经中多采用四字格，日本学者早揭此秘。国内孙昌武亦曾述及。朱庆之认为“四字格”系当时译经者受佛典原典偈颂文体影响所致。俞理明认为先秦典籍中的诗歌韵文以四字句为常，至汉代大量使用，汉末译师正是受其影响和启发。丁敏认为汉译佛经中的四字格一则是受当时盛行的骈体文风的影响，二则是因为四字格琅琅上口，适应佛典口诵的需要。吴海勇在考察以上几位学者著述的基础上提出，在汉译佛经四字格形成过程中，梵典首卢偈文体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加上四字格本身的优势，两者共同作用最终使四字格上升为译经的主流选择。陈文杰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最早的翻译者在汉地首先接触和熟悉的是道家的方术文献，他们之所以选择四字格，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受到道家方术文献的影响。

其二，汉译佛经呈现出独特的语体特征。朱庆之认为，汉译佛经语言“是一种既非纯粹口语又非一般文言的特殊语言变体”，“既不避俗也不避雅、而是雅俗兼容因而比较接近口语的特殊语体。”其文体特征一是刻意讲求节律，二是不押韵，不求骈偶对仗。
其三，汉译佛经一般采用韵散结合的结构模式。孙昌武说：“‘法句’以单篇偈颂、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偈颂组合来宣说佛义，这是一种训喻警句的体裁。”吴海勇认为，后出佛经保持偈散结合的叙事方式，正是对古印度文化与原始佛教传统的承袭。

其四，汉译佛经修辞深受梵文佛教语言的影响，普慧对此曾作过探讨。

其五，汉译佛经中存在大量套语，陈开勇对此有深入研究。

其六，普慧还曾谈到汉译佛经中的对仗、谐音等修辞手法，及其对翻译中的影响；并指出，汉译佛经中直译和意译并重导致了译体文风的转变，而调和折中直、意二译、力避偏执一隅的观点，则响应了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批评长期强调的“文质统一”论。

3．1．4　修辞学史研究

佛经翻译，始自东汉末年，兴于魏晋南北朝时，到唐代臻于极盛，而在北宋日趋衰微，至元以后则进入尾声。此间曾涌现不少翻译理论，如西晋竺法护提倡“辞质胜文”的翻译风格、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理论、慧远的文质“厥中”理论等等都与修辞有密切关系。熊宣东、徐江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

3．1．5　关于汉译佛经对后代文学创作修辞影响的研究
汉译佛经偈散结合的结构对后世颇有影响，孙昌武指出：“佛教俗讲形成了讲经文；进一步发展出变文、押座文、缘起等一系列讲唱文体。这些文体不但借用了佛典韵、散结合的形式，起初所讲内容也多取自文学性较强的经典。明代又发展出说口昌文学样式宝卷，也是典型的佛教文学体裁。”此外，譬喻经、偈颂形式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创作，详见孙昌武、陈允吉的相关论述。关于汉译佛经的语体风格对后世文言文体的影响，马祖毅、马红军、卢颖、李嘉言、孙昌武、蒋述卓等人也作过不同程度的研究。

3．2　台湾及海外的研究

大陆以外有关汉译佛经修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台湾，此外只有日本少数学者从事相关研究。

3．2．1　单部佛经修辞研究

《劝发菩提心集》是唐代法相宗第三祖慧沼大师的重要著作。吕姝贞将其修辞特色概括为“文辞丰美，义蕴深远”。具体研究见其《慧沼(劝发菩提心集)研究》第四章。杨雅惠《敦煌本(维摩诘经讲经文)研究》第六章研究讲经文所用修辞，再与维摩诘经之修辞比较，藉此看出佛经与讲经文修辞运用之异同，并探知佛经与讲经文表现的文学差异。

3．2．2　佛经譬喻研究

台湾的汉译佛经修辞最为深入的部分也还是在譬喻研究方面。丁敏对佛经譬喻深有研究，著有《佛教譬喻文学研究》一书(其中也有相当多的内容有关风格研究)。此外，释纯因、谭惠文、李玉珍、林韵婷、林崇安等，都对譬喻作过论述。

3．2．3　风格研究

王晴慧论文第五章分析了六朝汉译偈颂与诗歌之关连性与影响，另一篇论文的第三节“多变不拘的形式”实为汉译佛偈语言风格研究。刘芳薇从文体和语体两方面着手以呈现该语料的语言风格。温美惠论文第五章分析了《华严经人法界品》的文学形式，包括经文结构、叙事模式及语言特色，第六章就其修辞风格加以探讨。

3．2．4　关于汉译佛经修辞对后代的影响研究

荒见泰史介绍了汉译佛经里的譬喻故事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作为倡导时候用的文本、底本的作用。另外如上文提到的王晴慧论文等也属这一类。

对中国本土所产生的佛经所进行的修辞研究、有关禅宗佛经修辞研究的论文还有一些，因非本论文讨论范围，故不述及。

4　结语

综上所述：第一，有关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面已经铺得比较宽了；第二，有关汉译佛经修辞研究，已有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辞格和语言风格研究；就辞格研究来说，相对又集中于譬喻研究。

相关研究除了上述诸端之外，尚可从多个角度继续进行，例如语音修辞、结构模式(如词序、语序、话语衔接、插入语等)、汉译佛经修辞对后代禅宗修辞的影响、同经异译的修辞分析、语体风格与表现风格、原始佛教语言及佛经原本(梵文及西域诸国语言等)对汉译佛经修辞的影响、译经史上的修辞理论总结等。

还必须指出的是，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台湾对汉译佛经修辞研究似乎更加普及，已有多篇学位论文。大陆地区的研究者则主要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汉语史研究者，大多并非专门从事修辞研究。总而言之，汉译佛经修辞研究仍是一块有待进一步开垦的土地，需要修辞学家，乃至全体语言、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