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雅典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苏格拉底自己也心知肚明,他并非真的对何谓虔敬的知识一无所知、也并非真的轻谩所有神明,而是在轻谩城邦之神的同时,转身虔敬哲人之神。施特劳斯指出,《游叙弗伦》的主题是“虔敬”,但柏拉图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何谓虔敬,因此,《游叙弗伦》传递的是真理的局部(part of truth),是部分真理(a partial truth)、也可说是部分虚妄(a parial untruth),或者说是一种不同于习常“意见”(doxa)形式的“半真理”(half-truth)。以柏拉图的道德品格作为担保,施特劳斯确信不满足于“半真理”的读者,总能在柏拉图对话集中,找到关于“敬神”的整全真理。人们也确实在柏拉图的《蒂迈欧》(Timaeus)中找到了苏格拉底的哲人之神——创世神德木格(Demiurge),他正是苏格拉底理想中的“王制”正当性的终极根据。哲人之神不同于圣经之神,他并非从虚无中创造世界,而是仿照永恒不变的“相”(eidos,即idea),采用永恒变化的火、水、气、土创造世界。由于在一切受造物中,宇宙天体是最美的,在一切原因之中,神(God)是至善的——神认为有秩比无序好,理性比非理性好,而理性只能存在于灵魂之中,因此,宇宙天体是拥有灵魂和理性的神圣生命体,并且因为是最好的,所以是唯一的。奥林比斯山(Olympus)诸神(gods)的祖先无疑也是哲人之神的造物,却较之神圣天体要次一等。哲人之神又亲手播种人类的灵魂,让诸神铸造人类易朽的肉体;让诸神做人类的统治者,引领他们趋向至善和智慧,因此,人世的罪恶与创世神了无相干。虽然哲人之神的创世纪出自罗克里(Locri)人蒂迈欧之口,但苏格拉底之赞许必如孔子之喟叹——“吾与点也”。
既年轻又自负的游叙弗伦显然对苏格拉底的哲人之神一无所知,而且照施特劳斯的说法,游叙弗伦深信自己和苏格拉底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深信他俩都有一种高于常人的禀赋,都是神谕的传达者,都是负有某种神圣使命的先知。由于游叙弗伦虔敬的是神秘(mystery)之神,他的精神之旅早已抵达神殿,而普通信众的精神之旅仅仅抵达祭坛,因此,游叙弗伦与雅典人民之间的隔阂之深并不亚于苏格拉底。区别在于,游叙弗伦的狂热虔敬会驱使他损害属人事物,甚至会毫不犹豫地指控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至亲、好友,而苏格拉底则不会,因为后者认为人性根本不可改造。问题是,游叙弗伦的狂热仅仅遭到雅典人的耻笑,而苏格拉底的幽暗却遭到雅典人民的公诉,这是怎么回事?苏格拉底想不通,施特劳斯似乎也未全想通、或者想通了却不愿告诉我们。表面上看,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的境遇之所以悬殊,原因似乎在于后者的口风更紧。关键在于,苏格拉底锲而不舍地追问何谓虔敬,轻而易举地先后摧毁了三个关于虔敬的定义,虽然无能动摇游叙弗伦的神秘信仰,却足以颠覆雅典人民的传统信仰。反之,游叙弗伦“惟其荒谬,所以我信”(credo quia impossibile)式的狂热虽然有悖雅典人民的传统,但他的预言总的来说却有助于整合城邦的政治秩序;《蒂迈欧》也藉诸神之口断言:神兆是对人类愚昧的补足,并且需要代言人作出解释。
如果虔敬是多余的、诸神是多余的,那么雅典人民为何还需要虔敬诸神呢?施特劳斯认为,苏格拉底在与游叙弗伦讨论有关虔敬的第三个定义时,暗示了问题的答案。虔敬貌似一种奴隶事奉主子的技艺,其实是人民藉助神力来制服偶然性的技艺;一如将军知道光有军事技艺并不保证打胜仗、农夫知道光有农业技艺并不保证好收成,人民知道单凭自身的一技之长无论如何无法制服偶然性。偏偏一切人类技艺中一种最特殊的技艺——统治的技艺、或称建制的(architectonic)技艺、或称立法的技艺,其功败垂成尤其依赖于偶然性,因此,尤其需要藉助诸神的力量,藉助诸神的公正、高贵和善好。换句话说,作为虔敬的报偿,诸神为统治技艺提供了充沛的正当性;为此,对统治技艺而言,虔敬本身必须是正当性或称称合法性的一部分,必须是习传礼法的一部分。施特劳斯由此断言:雅典人民和苏格拉底都是神智健全的(have common sense),而游叙弗伦则是神智不健全的(lacks common sense)。问题是,神智健全的雅典人民偏偏揪住了同是神智健全的苏格拉底,偏偏放过了神智不健全的游叙弗伦,岂非太吊诡了吗?也许施特劳斯可以归诸于每一篇柏拉图对话录都是很吊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