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儒学”从学科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中国传统学术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学术，历代儒学大师针对中国国情都提出了修身养性、治国安邦、社会和谐的系列解决办法，也产生出了系统的思想和学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承担了“国魂”的责任——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身价值，也是中国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精神根本。作为历经两千五百余年发展的系统学术，儒学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血脉灵根，也成了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和财富。今天儒学更是民族精神振兴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建的固有传统源泉，也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重要软实力。

目前大家在欣赏中华国力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也在感慨社会道德失范、人心不古。这表面上是缘于技术发展和经济竞争的功利性带来工具理性过分膨胀，以及价值理性的极大萎缩，根源上却是我们几代人缺失儒学传统精神护佑滋养而造成的后果。儒学传统在百余年的西学东渐大潮和中西古今之争中蒙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质疑和劫难，要结束这种传统文化“花果飘零”和儒家精神“游魂无归”的状态，真正使中国走向文化复兴，必须从国家的文化教育体制、社会的观念意识以及学人的学术良知等方面的全面改善入手，在儒学学科建设、儒学教育考试、儒学研究和普及等方面进行重塑，让儒学的复兴获得制度保障、资源保障和观念保障。

在建设文化强国和小康社会的当代中国，儒学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论语·先进》中载孔子与子路、冉求、公西华、曾点四大弟子言志时，就说明一个政权要想长治久安，文化建设一定是必须的功课，都将经历“强兵以巩固政权”（子路之志）、“富民以安百姓”（冉求之志）、“礼乐（或文化）以定民志”（公西华之志）三个阶段，然后才能实现孔子所赞赏、曾点所向往的“悠然天地同乐”的幸福境界。同时，《论语·子路》中表达的孔子“庶”“富”“教”三步走的治国方略，以及中外大国崛起的历史实践，也从正反两面证实“富国强兵”与“文化建设”并重的必要性。

二

如何发挥儒学淑世济人的功能呢？这是历史形成的百年难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复兴儒学的首要之举，还在于从政策上尽快恢复儒学的学科地位。晚清民国初期，中国积弱积贫，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内忧外患的形势逼迫志士仁人反思自身传统、学习西方长处，矫枉过正，一度误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拖累，民国伊始便将“经学”学科废除了。一时间改书院建学堂、拆孔庙建学校成为潮流，儒学因而失去制度依托和信仰空间而流离失所、孤魂游荡。后来的“反传统”“打倒孔家店”思潮，更使儒学成为没落王朝的“替罪羊”。

改革开放时期“拨乱反正”，儒学虽然重新得到研究和肯定，有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但至今在教育和科研体制中仍无恰当的名分。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急于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的教育体系和学术思想不免存在良莠不辨、片面接受的现象，一些半生不熟、囫囵吞枣的西方理论，适用主义、工具至上的教育体制，以及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管理的学术体制，至今仍然充斥教育领域和学术领域。人们常说的“以知识教育取代人格教育，用政治教育代替品德教育”等现象，更是当下各级教育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学生可以在各种国际性知识竞赛中屡拔头筹、获得大奖，但是在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公共礼仪中，却常常交了白卷。“官员不廉，士人无耻，下民无赖”，甚至“十三亿中国人扶不起一位摔倒的老人”等丑恶现象，也就自然会层出不穷了。

儒学至今仍然只在学术研究领域热闹，除了研究著作的层见叠出、学者自言自话外，儒学普及和社会公众参与还基本没有推行。究其根源是自从民国初年取消儒家“经学”学科之后，在现有以西学体系为主的所有学科体制和学术分类中，都没有“儒学”对应的学科和名目，而有的只是被割裂到各分科之学中的支离偏颇的知识化儒学，真正自得体系的儒学研究与知识普及基本还没有得到来自公众的、政府的资源扶持，儒学研究或普及难以获得体制性的资源保障，许多学者投入儒学的研究与普及、继承与发展等工作纯属自发性质，不足以形成有组织、有计划、有阶段、有规模的系统化、持久化的理论研究和创造性应用转化，儒学传统资源的发展和利用远远跟不上现实需求。

我们认为，儒学无体制保障这一境况的形成，既有历史观念解放和转变滞后的思想原因，也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现实原因。前者症结在于，没有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特殊时期对“儒学”的特殊态度，不能与时俱进地用正确的态度面对传统；后者症结在于，拘泥于从西方引进的学科体制及其管理模式，不能正确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内核，即以我为主的中国主体性原则和中外传统皆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甚而一方面迷信西方学科体系，食洋不化，作茧自缚，另一方面无视中国优良传统和文化软实力，邯郸学步，自废武功。

要想改变儒学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中失位的现象，必须恢复儒学固有的学科地位，发挥其应有的致君尧舜、淑世济人的社会功能。当务之急，是要敢于突破西学体系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樊篱，大胆而合理地予以相关学科体制改革，赋予“儒学”或“经学”独立的一级学科地位，保证儒学能够堂堂正正地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以便于整体地、全面地学习、研究，使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代得到全面的继承和弘扬，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和转化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三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儒学”学科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倡导和政府推行是先导。我们认为应当在国家体制法规和教育行政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在义务教育内容和学术科研保障两方面支持儒学教育和研究，使儒学的思想体系和道德伦理通过人才培养、民间教化、社会推广、应用普及，来培育儒学全面发展的土壤，社会美俗全面改善的气候，公民道德素质全面提升的气氛。《孝经》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通过儒学教化走向政通人和、礼善俗美的太平治世，仍然是今天值得借鉴的历史通途。

儒学是具有丰富经典、系统理论、完整学说、成功经验和具有实践价值的学术体系，在历史上一直是启迪民智、塑造君子的首要学科，它的许多理论和学说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应当在教育系统中全面保障儒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根据中央要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号召，教育部应当将儒学及其经典的学习与考核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将儒学内容纳入高考和其他各级各类考试之中，将儒学或经学列入大学本、硕、博的学科建设规划。同时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出版基金应设立更多的儒学招标课题和资助项目。当然，如果由权威机构做好儒学研究、振兴与普及的系统规划，国家再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在全国招标完成，那就更好了。为了使儒学研究与普及建立起长效机制，还可以参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的办法，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在全国建立多个儒学研究、教学与普及机构，来具体组织实施。

班固在《汉书》中说儒家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具有学术的经典性和救世的普适性。当代儒学的复兴，也应当在学术研究的同时，立体地构建起儒学民间教育、社会推广和应用普及体系。首先，在国家层面制定儒学普及推广指导意见，使儒学普及的应用性、针对性、操作性成为各级政府机构和推广工作人员的相关工作导向，支持鼓励优秀儒学普及读物的出版。国家和地方还可在电视广播中增加儒学普及之类的频道和栏目，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儒家的思想、礼仪和文化。大学、文化宫、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机构专门设立儒家“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体验区和定期举办“《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诵读活动。其次，汲取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的经验，应鼓励各级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支持各地恢复和兴建孔庙、书院和其他机构，以便儒学的推广和教学的开展。同时鼓励有志青年专业从事儒学的学习和推广普及，对于以儒学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儒家伦理践行为职志的机构和个人，国家应给予一定的资源、奖励和就业机会，以便造就一支知识丰富、品行高尚，同时又具有儒家理论、礼仪践行和推广能力的儒学专业人才队伍，既为国内各地民众宣讲和普及儒学，还可以为世界各地孔子学院输送合格师资。第三，为了促进地方的儒学普及，可借鉴汉代以来的经验，将儒学推广业绩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建议在教育科目、公务员考试和各种职业培训中，把儒学及其经典作为必须学习和必须考核的重要内容。

四

“儒学”学科发展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实施者应当是这样一批学人：他们认同并实践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充满忠诚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具备忧患意识和文化自觉，勇于担当中国文化复兴和儒学服务现实的文化使命，不仅用心于书斋中的精深学问（或可称之为“经典儒学”），而且还要把儒学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民间日用结合起来，为社会服务，为中国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服务（或可称之为“民间儒学”）。这样的学人，是儒学学科发展的主体，也是推动儒学应用普及和社会伦理改善的脊梁。当然，他们至少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作为“经典儒学”和“民间儒学”的自觉担当者，他们首先要全面系统地研究、阐释、振兴和普及儒学。他们要做好一套计划，包括如何落实“全面地认识历史”“四个讲清楚”“儒学精华”“文化软实力”“如何走出去”“中国特色”“核心价值”“基本道德”“礼仪重构”等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配合呼应，“经典儒学”主要是从经典阐释、学术研究层面切入，注重学术性、传世性、总结性、创新性。“民间儒学”主要是从应用实行、推广普及层面切入，注重应用性、针对性、操作性。

其次，要梳理和阐发儒学完整的学术体系，在我们看来这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讲清楚儒家信仰体系和价值系统：儒家建立了怎样的精神信仰和精神家园？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二是讲清楚儒家的道德体系与行为准则：儒家构建了怎样的供人们信守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守则。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诚正格致修齐治平”等，以及“五常”“十义”等具体守则。三是讲清儒家的知识体系和技能系统：如“礼乐射御书数”的艺能和“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对于这些东西要做知识性介绍和经典性阐释。

再次，为了适应儒学为当代服务的问题，要做好“儒学”学科五大课题。一是全面地研究中国历史和儒学史，包括在中国社会怎样产生了儒家、儒家有怎样的理论、历史如何选择儒学、儒学如何适应历史发展、如何影响中国文化、如何规范中国社会、如何影响古代东方和近代西方等问题，要在这样的构思中和框架下来写《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那才是真正的、完全的中国史。同时要加强儒学自身发展演变史的系统研究，包括儒家经典、儒学大师、儒学流变、儒学与社会、儒学与异教、儒学与政治、儒学与教育、儒学与选举、儒学与家庭等专题的个案研究，最终写出一部既尊重历史又全面系统的多卷本《儒学通史》。二是编撰一套全新的《儒家经典》读物，包括“十三经”以及其他先秦两汉的儒家重要文献的解读，可以分普及与提高两个系统，分别适应研究和普及之用。三是编纂一本分门别类、包罗万象的《儒家格言》，包括儒家理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仪、操守、文明、精神等各个方面，使人有一书在手，便具万象毕见、一检即得、方便适用的感觉。四是针对目前礼仪混乱、公德缺失和社会失序等现象，应当加强儒学文化与礼仪研究和宣传，编纂出适用于各个人群的《儒学通礼》，包括国家礼仪、民间礼仪、婚丧嫁娶、集会集社、朋友往来等方面，供现代人学习和应用。五是加强“大众儒学”宣传与普及，专门丛书或专题影视等形式，当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家文化大众读本”，就是很好的尝试，可在此基础上，组织更系统的儒学专题读物加以普及，或与电视台、广播电台合作，联合拍孔子或儒学作品，向大众普及儒学知识，传输优秀伦理和优雅礼仪。

总之，儒学只有在国家保障、体系重建、全面研究和系统普及的基础上，才可望实现其浴火重生、淑世济人的当代价值。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