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道生的佛性论

　　魏晋般若学的兴起曾对当时思想界产生广泛影响，但是从佛教的传播效果看，大乘般若学也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过于偏重对世界的哲理思辨。深奥晦涩的哲学探讨，主要为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士所欣赏，而普通信仰者则很难理解和接受，因此有可能将大批民众拒之门外；同时，般若学研究相对缺乏有关如何成佛的信仰宣传，从而在客观上冲淡了佛教作为宗教的根本特色，不利于佛教自身的发展。这样，佛教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就有必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东晋后期，门阀士族制度日趋绝对化，门第壁垒森严，士庶之别十分严格，百姓与士族更有霄壤之别。于是，有关佛性的有无、成佛是否可能、成佛有否等级以及如何成佛等问题，逐渐成为佛教的主要议题。因此，至晋宋之际，般若之学已为涅槃佛性论取而代之。竺道生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和突出代表。

　　竺道生(公元355—434年)，俗姓魏，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寓居彭城(今江苏徐州)。据《高僧传·竺道生传》等记载，出身士族，父为县令。幼年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从竺法汰出家。15岁开始讲经，深析经义，善于言辩，“虽宿望学僧，当世名士，皆虑挫辞穷，莫能抗敌”。受具足戒后，就已在僧俗中颇有声望。后离开建康，至江西庐山，与慧远共同研讨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说，并从僧伽提婆学习小乘教义。其后，又与慧睿、慧严、慧观等人远赴长安，受学于鸠摩罗什。他才思敏捷，以至“关中僧众，咸谓神悟”。在罗什译场，他曾参与翻译大、小品《般若经》的活动。东晋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南返庐山，将僧肇所著《般若无知论》带给慧远、刘遗民赏析；翌年，又回到建康。在这里，他依据对佛教教义的独特理解，上承般若性空之学，下开涅槃佛性之学，宣扬“法身”思想，创立“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众生佛性”、“顿悟成佛”等学说。其中于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是“阐提皆得成佛”说和“顿悟成佛”论。

　　东晋末期，高僧法显和佛陀跋陀罗在建康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这是《大涅槃经》的初分异译本。北凉时期，昙无谶在敦煌译出《大涅槃经》的初、中、后三部分，共40卷，名《大般涅槃经》(或名《大本涅槃经》、《北本涅槃经》)。南朝刘宋初期，慧观和谢灵运等人依据《大般泥洹经》，将《大般涅槃经》删定为36卷，名《大般涅槃经》，又名《南本涅槃经》。

　　《大般涅槃经》的中心思想，是提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肯定众生都能成佛。所以，涅槃佛性论的兴起，是把般若性“空”的研究转向佛性之“有”的肯定，这与当时的社会需求是相适应的。

　　道生对《涅槃经》有着“孤明先发”之功。他通过对法显等《大般泥洹经》的研究，“剖析经理，洞入幽微”，首倡“阐提皆得成佛”之说，震动了当时整个佛教界。因为其时昙无谶所译的《大般涅槃经》尚未传到建康，所以守旧派僧众即纷起而横加指责，视该说为“背经邪说”，并将道生逐出僧团。而道生则坚持认为，他的说法虽于经文有异，但于经义决无出入。他说：“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疠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高踞师子座！”(《竺道生传》)后来的事实证明，道生的观点确实是符合经义的。不久，《大般涅槃经》传入建康，经中果然有“阐提皆有佛性”之说，与道生所说“若合符契”。

　　道生“阐提皆得成佛”说的提出，与他对佛教教义的深刻理解有关。针对一般学者执著佛经文字语句，不能予以品味消化的弊端，他指出：“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竺道生传》)所谓“圆义”，是指佛经所体现的真实思想；“忘筌取鱼”，是指对佛经不应作文字语言上的简单理解，而应透过文字语言去揭示其中本质的东西。

　　道生“阐提皆得成佛”说的提倡，显示了令时人敬佩的理论勇气，并为此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道生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僧侣，却没有为印度经典的文字语句所束缚，盲目地崇拜经文，而是致力于从繁琐经文中发掘“圆义”，实际上是向人们提出了如何对待印度经典这一重大课题。他的思想方法和佛学结论，不仅具有强烈的个性，而且显示了民族的特点，表达了民族的自信。

　　“顿悟成佛”说的背景，是承认佛性本有(本来具有，与生俱有，并非后天修习而有)，研究对象是成佛的步骤、方法。根据传统佛教教义，无论是发现佛性还是修习成佛，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所以是渐进的。但道生认为，佛教的最高真理即“至理”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所以真正的觉悟不应该有阶段性，必须一次性地完成。

　　道生的“顿悟成佛”说是对传统佛教思想和修养方法的一个重大冲击，同时也为禅宗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但实际上，他的“顿悟”说，在历史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具体内容等方面，与后来慧能的“顿悟”说相比，毕竟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不可等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