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
生
平
早年经历
玄奘是东汉名臣陈寔的后代，曾祖父陈钦，曾任后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以学优出仕北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河南洛阳）；父亲陈惠，身高体壮、美眉朗目，平时潜心学问，博览经书，为时人之所景仰，曾做江陵的县官，后来隋朝衰亡，便隐居乡间、托病不出，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称赞他的志节。陈惠共生四子，玄奘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玄奘于隋朝仁寿二年（602年）出生。
玄奘幼年跟父亲学《孝经》等儒家典籍，“备通经典”，“爱古尚贤”，养成了良好的品德。父亲去世后，二兄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即长捷法师。玄奘十一岁那年，便随长捷入寺受学《法华经》、《维摩经》等。”
隋大业八年（612年），玄奘时年10岁，受大理寺卿郑善果激赏，破格于东都洛阳净土寺出家
。玄奘出家后，首先在洛阳净土寺跟景法师学《涅槃经》，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下简称《摄论》），达六年之久。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由于战乱，玄奘与兄长捷离开洛阳赴四川，在空、景（慧景，摄论学者）两法师处学习。次年，玄奘到成都听宝暹讲《摄论》，又跟道基学“说一切有部”的《阿毗昙论》，接着在道振处学习《发智论》。玄奘居蜀四五年间，师从多师，研习大小乘经论及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的学说，学业大进，渐为人钦慕。
隋大业十二年（618年），玄奘随其兄入汉川，北至益州，适逢空、景二法师，从之受学。继而至高僧大德云集的成都学习。武德五年（622年），玄奘于成都受具足戒。后玄奘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
在四五年里，通过众多名师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摄论学说”等均有了甚深的见地，闻名蜀中。但他并没有满足，武德七年（624年）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中西部），相州是当时摄论学的中心，玄奘从慧休学《杂心论》，又到赵州（今河北省赵县境内），随道深学《成实论》，再回长安从道岳听受《俱舍论》，并向武德年间来华的中印度波罗颇迦罗密多罗（简称“波颇”）咨询佛法。
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到玄奘时代，北方流行已久的《涅槃经》、《成实经》、《毗昙》学与真谛在南方译传的《摄论》、《俱舍论》，构成当时南北佛学的主流。但玄奘师通过学习，深感真谛等古德译著不善，致使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遂产生去印度求弥勒论师之意。
西行求法
鉴于法相学形成北方地论学、南方摄论学的差异，如何融合二者，成为玄奖思考解决的问题。武德九年（626年），此时适逢天竺僧波颇抵长安，玄奘得闻印度戒贤于那烂陀寺讲授《瑜加论》总摄三乘之说，于是发愿西行求法，直探原典，重新翻译，以求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长途跋涉五万余里。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二十六岁的玄奘，玄奖为究竟瑜伽唯识学，始道途西行。
在途中经兰州到凉州（姑藏），继昼伏夜行，至瓜州，再经玉门关，越过五烽，渡流沙，备尝艰苦，抵达伊吾（哈密），至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后经屈支（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碎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犍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行程13800余里。
通晓三藏
在迎湿弥罗国，玄奘学习梵文经典，后又到达今巴基斯坦境内。一年里亲历四国，所到之处，都停留学习佛法。在31岁那年，玄奘边学边行，始进入中印度。此后，玄奘一边学习佛教经论，一边巡礼佛教遗迹，先后经历翠禄勒那、袜底补罗、揭若鞠阁等十多个国家，始至那烂陀寺留学，玄奘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学婆罗门教经典、各类梵书。
贞观十年（公元637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今印度北部蒙吉尔）、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今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处）、达罗毗荼国（今印度马德拉斯市以南地区）、狼揭罗国（今印度河西莫克兰东部一带）、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访师参学。他在钵伐多国停留两年，悉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然后重返那烂陀寺。不久，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说一切有疗三藏及因明、声明等学，又到杖林山访胜军研习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无住涅槃、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切磋质疑，两年后仍返回那烂陀寺。此时，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适逢中观清辨（婆毗呔伽）一系大师师子光也在那里讲《中论》、《百论》，反对法相唯识之说。于是玄奘著《会宗论》三千颂，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同时参与了与正量部学者般若多的辩论，又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还应东印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地区）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并著《三身论》。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玄奘42岁，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渥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在五印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归国。
取经归来
公元643年，玄奘载誉启程回国，并将657部佛经带回中土。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到达长安
。这时，唐太宗为了辽东战役，已驻跸洛阳。太宗得知他回国，立即诏令在洛阳接见他。玄奘奉诏匆忙上路，当月二十二日启程，二月初一在洛阳受到唐太宗接见
。唐太宗深感欣慰，与玄奘并坐问道：“法师当年西去取经为什么不报道朝廷得知”，玄奘说：“玄奘当去之时以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朝廷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太宗说：“法师出家后与世俗了断，所以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
玄奘从印度及中亚地区带回国的梵筴佛典非常丰富，共526筴、657部，对佛教原典文献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玄奘家乡东南的少林寺是洛州的一所名刹，远离市廛，环境清幽，玄奘初见太宗时即表示希望前往嵩山少林寺译经，未获太宗允许，这才又于三月初一从洛阳折回长安。
帝诏弃缁
玄奘他回国之初，唐太宗对他说：“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给予他高度评价，正因为如此，太宗要求他弃缁还俗，“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玄奘言道：“玄奘少践缁门，伏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之幸甚。”
太宗劝玄奘弃佛还俗的要求与他翻译佛经、弘扬佛法的宗旨相违背，遭到了玄奘的断然拒绝。唐太宗仍不放弃，常常“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如贞观十九年，唐朝进军辽东，太宗要求玄奘观战，再次提出还俗的要求。二十二年，太宗又一次令他还俗，但玄奘不改初衷，上疏陈明再三，表示“守戒缁门，阐扬遗法，此其愿也”。
唐高宗李治上台以后，也多次提出令玄奘弃缁还俗的要求。为了摆脱唐初统治者的控制，玄奘提出回家乡少林寺翻译佛经，并上言曰：“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今知此嵩山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远离鄽落，泉石清闲，是后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译经处。玄奘望为国就彼翻译，伏听敕言。”
。唐高宗显庆二年（ 公元657年） ，玄奘再次提出“望乞骸骨，毕命山林，礼诵经行，以答提奖。”
但均遭到拒绝。
唐初统治者尤其太宗时期，屡次规劝玄奘弃佛还俗， 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有关。公元 618 年，唐朝建立，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破坏，国家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发展经济，缓和社会矛盾，唐初统治者对佛教并不支持，甚至有时排斥佛教。史载，唐太宗讨伐王世充，虽常用少林僧兵，但他攻占洛阳后，废除隋朝寺院，大肆裁汰僧人。另外，唐太宗崇尚文治，认为佛法无益于天下。贞观二年，唐太宗语谓侍臣，梁武帝父子好事佛教，结果国破家亡，应当引以为鉴。他在朝堂上公开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贞观年间，唐太宗积极经略西域。为了打击突厥在西域的霸权，他先后多次发动战争，如贞观六年（ 公元632年） 打垮西突厥，建置西伊州（ 今新疆哈密） 。贞观十四年（ 公元640年） 平定高昌，建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唐太宗需要精通西域、中亚各国地理交通、民俗风情、政治文化的人才，玄奘西行印度，沿途经历西域、中亚、南亚多个国家，时间长达18年，对这些地区的自然、气候、交通、民族和政治文化了如指掌，无疑是唐太宗经略西域最好的顾问。因此，太宗多次要求玄奘还俗做官，担当起经略西域的重任。为了摆脱太宗的控制，所以玄奘多次提出离开长安，请求回少林寺翻译佛经，潜心佛学，弘扬佛法。
潜心译经
贞观十九年（645年），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译经院（国立翻译院），参与译经的优秀学员来自全国以及东亚诸国。他于长安弘福寺组织译场，开始译经，其后在大慈恩寺，北阙弘法院、玉华宫等处举行。译经讲法之余，玄奘还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记载了他游学异国的所见所闻。
公元648年夏，玄奘将译好的《瑜伽师地论》呈给太宗，并请太宗作序。太宗花一个多月时间通览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经典后，亲自撰写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仙露明珠，讵（jù，意为“岂”）能方其朗润”，对玄奘评价极高。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大雁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在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玄奘本身最感兴趣的是“唯识”部分。这些佛经后来从中国传往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唐高宗李治对玄奘也十分敬重，曾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一序一记，均为唐初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公元653年刻石立于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又称《雁塔圣教序》。它与后来偃师招提寺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陕西大荔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而成的《集王圣教序》一起，并称四大《圣教序》。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五月，高宗下敕，要求“其所欲翻经、论，无者先翻，有者在后”。显庆二年（657年）九月，玄奘借着陪驾住在洛阳的机会，第二次提出入住少林寺的请求，“望乞骸骨，毕命山林，礼诵经行，以答提奖”。次日，高宗回信拒绝。显庆三年（658年）移居西明寺，因常为琐事所扰，遂迁居玉华寺，致力译经。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二十万颂，卷帙浩繁，门徒每请删节，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年）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著。
此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年），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他还口述由辩机笔受完成《大唐西域记》。全书记述高昌以西玄奘所经历的110个和传闻所知的28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内容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不仅是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此书传世版本很多，这三个古本，对校勘、研究《大唐西域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玄奘又奉敕将《老子》等中国经典译作梵文，传于天竺。
灵骨舍利
唐麟德元年（664年），“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
，从此绝笔翻译，并对徒众预嘱后事。正月初九日，玄奘病势严重，至二月五日夜半圆寂，朝野达百万余人送葬者将其灵骨归葬白鹿原。唐总章二年（669年），朝廷为之改葬“大唐护国兴教寺”。唐肃宗还为舍利塔亲题写塔额“兴教”二字。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唐政府鉴于寺塔损毁严重，曾重修塔身。至于玄奘灵骨，一般认为唐末，天下大乱，为求保全，寺僧遂护携灵骨至终南山紫阁寺安葬。至赵宋端拱元年（988年），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天禧寺住持可政朝山来此，在废寺危塔中发现法师顶骨，遂亲自千里背负，迎归金陵天禧寺供奉。
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寺僧守仁及居士黄福灯等将法师顶骨由长干寺（即天禧寺，后更名为大报恩寺）东岗迁至南岗，建三藏塔安奉。清咸丰六年（1856年），该寺毁于战火。清末此地建江南金陵机器制造局，民国改为金陵兵工厂。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兴教寺遭兵燹，除三座舍利塔外，全寺付之一炬，几成废墟。1922年寺僧募修大殿、僧房十余间，又先后由朱子桥、程潜增建及修葺塔亭、大殿、藏经楼、山门等，并补修了三塔。
1943年12月，侵占南京的日军在施工中，从三藏塔遗址中发掘出安奉玄奘顶骨的石函。日军起初严密封锁消息，后因南京各界爱国人士抗议，汪伪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与日军交涉，日方才不得不答应将顶骨分为三份：一份于1944年10月10日在南京玄武湖畔小九华山建成砖塔供奉；一份由当时的北平佛教界迎至北平供奉（后由日本人分往日本）；一份即存于南京鸡鸣寺山下当时的汪伪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而这后一份灵骨1945年由南京佛教界迎请到毗卢寺供奉。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两次拨款整修。现兴教寺主要建筑有：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禅堂、藏经楼等。当时被送往北平的那一份灵骨，后来经历了较多的分送、迁徙过程。首先，被日本人分出一部分迎往日本，辗转供奉于东京增上寺、慈恩寺和奈良药师寺等多处寺院。其间，1955年11月，应台湾佛教界之请，日方又分送一小块灵骨赴台，供奉在日月潭畔的玄奘寺慈恩塔内。留在北平的一部分灵骨，又分送国内四处道场供奉：北京广济寺、广州六榕寺、天津大悲院和成都文殊院。
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我国，提出礼请玄奘顶骨一事，后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将供奉在天津大悲院的一份，由达赖喇嘛护送，在印度那烂陀寺玄奘学院建纪念堂供奉。1962年，慈恩寺内建立了玄奘纪念馆。大雁塔成为玄奘西行求法、归国译经的建筑纪念物。1963年为举行玄奘圆寂一千三百年纪念法会，又将顶骨奉迎至栖霞寺。
“文革”开始，南京市佛协将这份顶骨送至市文管会保存。1973年，一份顶骨舍利珍藏灵谷寺，作为镇寺之宝。南京灵谷寺修复开放，经有关部门批准，该寺将这份顶骨从文管会请回供奉，寺内专设玄奘法师纪念堂，纪念堂正中心设13层密檐楠木塔，玄奘法师灵骨即安奉于此。
1998年9月，为在海峡两岸炎黄子孙中弘扬玄奘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南京灵谷寺分赠1颗玄奘顶骨舍利给台湾新竹玄奘大学供奉。2003年11月21日，为纪念玄奘诞辰1400周年，西安大慈恩寺又从南京灵谷寺迎请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安奉于新建的玄奘三藏院的大遍觉堂。
目前，玄奘顶骨舍利保存在南京玄奘寺、灵谷寺、成都文殊院、西安大慈恩寺、台北玄奘寺、新竹玄奘大学、日本东京琦玉县慈恩寺、日本奈良药师寺中的三藏院、印度那烂陀寺9个地方，供后人瞻仰。
历
史
评
价
综合评价
真诚学习
玄奘法师自出家以后，在各地参访学习佛教大小乘教典。由于当时传入中国的经典有限，很不完备，众师解说不同，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于是为了“一睹明法了义真文”，以求得佛教真理，决心西行求法，虽未得唐太宗批准，仍偷渡出境，冒险寻求真理。
不顾安危
在西行路上，备经艰难险阻，走过八百里大沙漠的行程，情况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人马俱绝”。有时忍饥挨饿，有时盗贼威胁，但法师志向坚定，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这种为法忘我、不怕牺牲的精神，体现了大乘菩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行愿。
苛求真理
法师西行，历经50余国，向各国佛教学者学习大小乘经典，还有因明、声明乃至婆罗门教典籍。在那烂陀寺依止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中论》、《百论》等，被选为深通三藏的十德之一。法师通达内外、大小、空有教义，并能会通融合、登峰造极。
建正法幢
法师为破斥外道邪说，捍卫真理，写出《制恶见论》；为融合般若瑜伽，建立中道观，息灭空有之诤，写出《会中论》。在戒日王召开的曲女城佛学辩论大会上，立“真唯识量”，无人能破，一时名震五印，万人景仰，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为“解脱天”；又应请参加无遮大会，受到帝王、宰官、僧俗群众的尊崇。
热爱故国
在西行的道路上，被高昌王阻留，毫不动摇，绝食三日，以死明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回国以后，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备载唐代西北边境至印度的疆域、山川、物产、风俗、政事和大量佛教故事和史迹，成为后人研究西域和印度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珍贵文献。还把印度的天文、历算、医学、因明乃至制石蜜技术等介绍传入到中国，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鲁迅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诲人不倦
法师先后在长安慈恩寺和铜川玉华宫等地译经十九年，共译出经论75部，总计1335卷。其数量之巨、译文之精美、内容之完备信达，实超前代译师，后更无与伦比。法师白昼译经，晚上继续，三更暂眠，五更复起。除译经外，每天晚饭后还要抽出时间，为弟子讲演新译经论，解答提出的种种问题，并与寺中大德研讨各种理论，评述诸家异同，融会贯通。其译业彪炳、不辞劳瘁，讲学论道、诲人不倦的精神，也是空前卓绝的。
照亮印度
“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这是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对玄奘的评价，而让玄奘赢得如此赞誉的是一本名为《大唐西域记》的书。
《大唐西域记》为玄奘口述，门人辩机奉唐太宗之敕令笔受编集而成，玄奘在成书之时曾进表于唐太宗：“所闻所历一百二十八国，今所记述，有异前闻，皆存实录，非敢雕华，编裁而成。全书12卷，共记述了玄奘亲身经历的百余个国家的情况。《大唐西域记》不但拓宽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为后世保存了珍贵史料，而且对中国日后的文化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今在印度，只要读过小学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玄奘的。印度人知道玄奘，一是通过民间传说，二是通过教材，在印度很多教科书中就有关于玄奘的故事，其中课文《佛的影子》，讲的就是玄奘如何感化一伙强盗的故事。印度如此推崇玄奘，主要是因为玄奘在印度历史上有着非常独特的贡献。印度人没留下文字历史，其历史多存在于传说之中。马克思曾经感叹，古代印度尽管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的历史天空“曾经一片漆黑”，印度人不知道佛教发源于本国，也不知道自己国土里掩埋着那么多辉煌的过去。
《大唐西域记》像一把火炬，照亮了印度尘封已久的真实历史。1300年后，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一道，手持英译本《大唐西域记》，在古老的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陆续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蓝毗尼等众多佛教圣地和数不清的古迹，甚至现今印度的国家象征———阿育王柱的柱头，也是根据这本详细的史料发掘出来的。中世纪印度的历史从此得以重见天日。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曾经这样评价：“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求学时曾受到了当时全印度举国上下的尊敬。法师返国时，唐朝太宗皇帝也亲自出迎，并希望法师出任大臣，但被玄奘法师婉言谢绝，后法师圆寂时，朝野送葬者竟达数万人。玄奘法师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实为罕见，所以鲁迅先生也赞叹玄奘法师为中国历史上堪称“民族脊梁”的优秀杰出人物。
名家评价
季羡林
“对玄奘的评价也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方面来看，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关键性的人物，他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同唐王朝统治者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利用又有点互相尊重的关系。”
“至于他个人，一方面，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道的高僧。另一方面，他又周旋于皇帝大臣之间，歌功颂德，有时难免有点庸俗，而且对印度僧人那提排挤打击，颇有一些‘派性’。”
“因此，我想借用恩格斯评论黑格尔和歌德的一段话来评论玄奘：‘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玄奘在自己领域内算得上是一个宙斯。但是他的某一些行为，难道就没有一点庸人习气吗”。
毛泽东
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
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时，所举的中外7个历史人物，其中一位就是玄奘。翌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到，从古以来创新思想、立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他再次举了玄奘等人的例子。
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佛经那么多，谁能读得完？唐玄奘翻译的解释《金刚经》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到1000字，比较好读；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那么长，就很难读完了。”可见，毛泽东是相当推崇唐僧的译经水平的。
轶
事
典
故
俗名小考
关于玄奘俗名究竟是“陈袆”、“陈祎”、“陈炜”一直有所争议。玄奘本姓陈，这是没有疑义的。《旧唐书》中就有记载：“僧玄奘，姓陈氏”但是，他的名字却总说纷纭。有人说名“祎（yī），有人说名“袆（huī），还有人说名炜（wěi）”。认同他叫陈祎的，有《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等工具书。认为他叫陈袆的，有《辞海》《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等工具书，还有钱文忠教授的《玄奘西游记》等著述
。认为他叫陈炜的，有《导游基础知识》、《西游正史》等书。
造成玄奘俗名说法不一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官方的史书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除了《旧唐书》提到玄奘的姓氏外，《新唐书》中再没有说及，这就造成了没有一个权威说法的状态。而对“祎”和“袆”两字的考证，也显得各有其理。
认为应该用“袆”的理由是：“袆”字作为玄奘的俗名，应该出自《礼记》中的句子“夫人副（古代贵族妇女的头饰）袆”，‘袆’义为一种服饰（或说祭服）。玄奘的二哥长捷法师俗名陈素，“素”字也是出自《礼记》中的句子“大夫素带”，“素”义为白色的生绢（带），也是一种服饰。这种亲兄弟间名字出自同一古籍的原则，应该是有力的证据。
认为应该用“祎”的理由是：（一）“祎”为美好之义，且多用于人名；而“袆”为古时王后的一种祭服。（二）玄奘的“奘”字，为壮大之义，根据古人名与字相配的原理，大与美相承，从意义上看“祎”字更加合理。（三）“祎”和“袆”两字，一个为示字旁，一个为衣字旁，由于这两个偏旁十分接近，古代常常混用，“袆”字可能是“祎“字的误写，如汉碑、敦煌写卷、唐石经上都是这样，其实都属于别字。
否认玄奘名“祎”的人，还有几点推论：其一，如果因为辞书上说“祎”字“多用于人名”，就认定肯定是这个字，这就不对了。因为一个字在大部分的文献里只是用于人名，可以得出结论此字“多用于人名”；但是如果因为某个字“多用于人名”，就认定某历史人物的名字就是这个字，这样的反推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其二，所谓用“祎”字是“大与美相承”，是把古人名、字相配的原则用错了地方，因为僧人的法号是不必配合俗名的。比如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本名李叔同，法号与名字，其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其三，“祎和袆两字，由于偏旁相近，古代常常混用”，时有这种可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特意将“袆”字写成“祎”字。因为作为刻石版刻工，一般不会愿意费工多刻一笔，而总是希望省力少刻一笔的。更何况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后人闭尊者讳而故意缺笔，于是给后世造成了误会。因此，不论是从取名的用意，还是从刻石刻经版的混用方面说，玄奘的俗名都应是“陈袆”。
当然，即使认为玄奘的俗名叫“陈祎”，也不能说就是错的。在这方面，钱文忠教授的《玄奘西游记》做的比较到位，他在正文里都用“陈袆”，但在旁边加个括号，里面注明也作“祎”。钱教授解释说：“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只有一个地方讲他叫陈祎，另外四个同时代的文献讲他叫陈袆，而我们在没有足够多的证据情况下，只能取多的一个，不能拿少的否定多的”，这是学术研究应取的严谨态度。
西域奇闻
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东欧和中亚交通要冲的十字路口，是世界上少有的 “双重内陆国”（所有邻国都是内陆国），也因此被认为是“中亚之心”。玄奘曾在乌兹别克洒佛教火种。（ 博物馆留物证）
塔克西拉
塔克西拉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有着深厚的渊源。据史料记载，公元405年晋代高僧法显到达此地，幷居住了长达6年之久，不过当年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著名的唐代高僧玄奘在公元650年来到塔克西拉，在此讲经、说法整整两年，在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他以优美的文字描述塔克西拉：“地称沃壤，稼蔷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气序和畅，风俗轻勇，崇敬三宝。”如今，玄奘的讲经堂遗址仍然保留着。
呾蜜国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主管卡齐姆·阿卜杜拉耶在北京大学作主题为“古铁尔梅兹城及周边地区的佛教文化”的学术报告时指出，古铁尔梅兹城及其附近地区佛教文化遗存的发现，进一步确证了玄奘记载的真实性。玄奘在赴天竺取经途中沿河谷到达古铁尔梅兹城。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载了该城的佛教状况：“呾蜜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西长，南北狭。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诸窣堵波（即佛塔）及佛尊像，多神异，有灵鉴。”
佛骨遗踪
有十余位陕西学者通过考证，一致认为实际上葬于长安兴教寺的玄奘墓塔从未被发掘过。从唐宋元明清至民国，历代对寺院重修的记载甚多，但寺塔始终完好保存，特别是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的重修，增建圆测、窥基两舍利塔于玄奘塔两侧，都有力地证明了玄奘墓塔完好、其遗骸仍瘗藏在兴教寺内。同时，有专家认为“史学研究应当把宗教信仰与历史事实区分开，僧人可政传得‘顶骨’应属宗教性说法，不应当做史实看待。”因而兴教寺玄奘遗骨安葬地是历史定论，“发塔”等奇谈怪论是以讹传讹，不能成立。当然，事实情况到底如何，以上谜团是否能得以完全解开，都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
行脚僧图像
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扶桑之旅”展览中，有一幅所谓的“玄奘画像”，画的说明提到，此画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依据中国请来样，于镰仓（1185-1333）后期绘制，绢本设色，135.1×59.9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收
图册参考资料。
玄奘圆寂于公元664年，在他活着的时候，受到皇室的青睐，成就非凡，圆寂后，对于他的纪念活动更是超过其生时。但中国为什么没有大量地出现肖像式的玄奘大师画像，也就是在皇帝授意下，由宫廷画家绘制的人物画像，是没有画像的传统吗？当然不是。中国一直有以绘画记事的传统，如步撵图、昭君出塞等，玄奘这位轰动一时的人物，没有得到皇家的图像记录，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事情。《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也记录有为法师等十人画像之事：“迎法师并将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鹤林寺为河东郡夫人薛尼受戒……三日方了。受戒已，复命巧工吴智敏图十师形，留之供养。”但是，如今似乎已不可能看到吴智敏所画的法师及九大德像了，这是《传》中唯有的记录为法师画像的内容，但这仅有的一次画也是一次集体画像，不是单独为法师作画，那么为什么皇家没有命皇室画手画一幅有意义的大师像呢？日本所存具密法性质的大师像又是源自何处？皇家对于绘制大师像的沉默，是否体现了皇家赞助人对于佛教的真实态度呢？事实上，日本的玄奘像就是仿制了中国的原形，但中国的原画丧失了，而且消失的没有留下别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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