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派到宗派

　　魏晋时期，佛教寺院的经济力量还比较弱小。但自南北朝起，在朝廷帝王、贵族官僚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下，已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寺院拥有大量土地房产，通过出租土地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手段，聚敛财富。在寺院经济的基础上，佛教理论的研究开始深化，一些有代表性的经典，都有僧俗学者予以研习发挥。至南北朝中后期，出现了以探讨专门经论为中心的众多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涅槃学、成实学、地论学、摄论学、毗昙学、三论学等。从事研习的有关学者被称为“师”，由他们依据经论而阐述的思想则称为“师说”或“师学”。

　　涅槃学以研究《大般涅槃经》和传播该经思想而得名。《大般涅槃经》的中心思想，是提倡“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即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所以，该学派的中心议题是关于佛性的有无、成佛的可能性等。首先注意到涅槃佛性说并加以肯定的是僧睿。自竺道生首倡“阐提皆得成佛”论和“顿悟成佛”说后，围绕着顿、渐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争论，由此而形成南方涅槃师的两大系统。北方涅槃师以道朗和慧嵩为主要代表。

　　成实学主要研习和宣传《成实论》的思想。《成实论》是一部由小乘向大乘过渡的佛教论著。自罗什为初学者译出这部论著后，他的弟子僧导和僧嵩分别为之作注疏，逐渐形成该学的两大系统，在长江流域曾盛极一时。成实学的兴起，反映了中国佛教学者对印度经论的研究和把握有了深化。

　　地论学因研究和弘扬《十地经论》而得名。《十地经论》为印度大乘学者世亲所作，它的基本内容，是对菩萨修行的“十地”即十个阶段以及心法的“八识”学说等展开论释。最早对《十地经论》进行研究和宣传的，是道宠和慧光，他们各自传授弟子，分别形成该学的两大系统。

　　摄论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摄大乘论》。《摄大乘论》是印度无著大师的论著，属瑜伽行派唯识学的奠基性著作，它着重探讨了“心”的性质、心生万物的原理以及众生如何依据此心修习成佛等问题。摄论学的著名学者也有两个系统，一是真谛门下，二是地论南道师。

　　毗昙学以研究和传播小乘有部论书《阿毗昙》的思想而得名。《阿毗昙》通过解说和论证佛经义理，启发人们成就佛教智慧。它以名相分析和理论阐述并重，佛教学者据此而创立各自体系。由于《阿毗昙》内容丰富，解释名相清楚，所以它几乎成为南朝所有论师共同研习的对象。

　　三论学主要研究和发扬“三论”的思想。“三论”指罗什所译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系印度龙树、提婆倡导的大乘中观学派基本著作。最早传习“三论”之学的，是罗什弟子僧睿、僧肇、昙影等人。后来罗什僧团解体，其门徒纷纷南下，三论学的重心转入南方。南方三论学的代表人物，有僧朗、僧诠、法朗等，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数法朗。

　　佛教在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消化、吸收后，加速了民族化的步伐，并开始进入它在中国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陈、隋之际，在学派的基础上，宗派诞生了。

　　一般认为，宗派产生的主要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以确保宗派独立的经济来源，并推动自身的发展；二是系统的学说体系，以保证自宗在思想理论上的独立地位，并由此而与其他宗派区别开来；三是相对固定的传教地域，即以某祖庭或大型寺院为中心，造成一定的势力范围，以利于自宗学说的区域性流传；四是严格的法嗣制度和寺院规范，以行政手段保证自宗的特殊地位。

　　因此，宗派不再如学派那样，仅仅通过学说的传承而形成松散的师徒、师友关系，而是具有严密的、全方位联系的宗教体系。宗派之间，除了学说上的分歧，还涉及到与世俗生活相联系的实际社会利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