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儒教圣地

徽州：儒教圣地

——兼论汉以后儒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宗教

(提纲)

张其成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 博导）

对于“徽州”的文化定位，传统有“程朱阕里”、“理学故乡”、“文献之邦”、“东南邹鲁”等称谓，我过去称之为“文化部落”。近期笔者有幸参加了黄山旅游节和徽文化节，有机会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徽州文化，经过反复思考，笔者认为将徽州定位为“儒教圣地”似乎更为准确。

一、 儒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宗教

1、宗教是由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并以之为核心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的人间体系。汉武帝以后（尤其是宋以后）的儒学基本符合这一特征。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或“上帝”，儒教的组织就是国家的组织系统，儒教的宗教组织制度是家国同构的政权族权（君臣各正其位的大一统政体、父子各安其分的严格的宗族谱系），儒教的宗教仪式主要是“敬天法祖”的祭祀活动（祠堂祭祖、天坛祭天、泰山封禅、孔庙祭孔），儒教的宗教体验是礼乐诗书的人生实践（道德文章、伦理教化、射御书数、琴棋书画），儒教的经典主要是“四书五经”……

2、宗教应该是多元的，多形态的。儒教是一种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宗教形式，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人神关系、宗教组织、宗教制度、宗教仪式方面。儒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宗教，是一种人神（天）合一、崇尚理性、入世的、以伦理为本位的宗教。

3、儒教是发展的，虽然其基本义理是不变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不断丰富、不断创新，这就是儒教第一经典《周易》所说的“与时偕行”“生生之谓易”。

4、儒教对现实人生是有意义的。儒教的仁爱、忠信、孝道、礼义、廉耻、勤奋、谦和、勇敢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俱进、忧患意识、道义精神等等教理教义，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是教化人心、去恶从善的有力武器，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乃至增强民族综合国力的有力武器。

二、 徽州是儒教的圣地

1．徽州是程朱的故里，是宋代儒教（理学）的发源地。徽州篁墩有“三夫子祠”、“程朱阕里”碑，篁墩乃二程、朱熹的祖居地。二程的祖先，西晋末年的程元谭和南朝梁武帝时的程灵洗都担任过新安太守，直至唐末为避黄巢战乱，程氏才迁出徽州。徽州婺源人朱熹虽出生于福建尤溪，但他在自序家世时，就写道：“世居歙州歙县篁墩”。朱熹为文多自署“新安朱熹”。宋代程朱理学是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宗教。宋儒提出的“理”就是“天”，所以称“天理”，在宋儒看来，“理”“天”“帝”是异名同实的，从秩序条理上说是“理”，从形体上说是“天”，从主宰意义上说是“帝”。

2．徽州完好地保存了儒教活动的建筑、场所、儒教宗法制度的文物、文献。徽州自然环境相对封闭、交通不便，民间民俗浓郁稳定。尤其是聚族而居，维护了徽州儒教宗法制度。徽州祠堂林立（包括全国仅存的女祠堂）、牌坊成群（包括各种忠孝节义的牌坊）、特有的民居建筑、村落水口布局……这些都是徽州儒教文化的反映。建祠堂，修族谱，立族规，建族坟，祭扫族墓，这些都是儒教的礼仪活动，体现了儒教重血缘、重宗法、以家庭为本位、以孝悌为基础的宗教精神。徽州还完好地保存了大量的书籍文献，其中经史传注、家族谱牒、方志图册，20世纪50年代以来，徽州发现了20余万件的契约文书，这些反映了儒教的兴盛。

3．徽州重视儒教礼俗教育。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当时有书院54所，除府学、县学外，光社学就有462所。科举是儒教重要的教育制度。徽州在科举中第者居全国首列。据不完全统计，宋明清三代，徽州考取进士者有1742人，仅清代考取状元者就有19人。若以“州”为单位，徽州名列全国前茅。从这一点可以反映徽州儒教礼仪教育之盛。徽州现存还有很多民俗，反映了儒教的礼俗，这些礼俗是儒教的活标本。

4、徽州人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儒教的精神。不少学者探讨过徽州文化的精神，将其概括为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等等。这些固然不错，但我想徽州人的主要精神应该是儒家精神，他们勤劳、节俭、爱故土、重礼义、仁爱、忍让、谦和、抗争、奋进。徽州人“十二三岁，往外一丢”，为了于命运抗争，他们走出大山，离别家园，但最终叶落归根，将一生辛勤拼搏的积蓄文化建设家园、教育后代身上。徽商、徽医的本质是儒商、儒医。徽商贾而好儒，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集中体现了儒教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体现了儒教仁义礼智信的精神。

5．“徽州学术”的演变体现了儒教的发展和革新。“徽州学术”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宋代朱熹理学、清代戴震朴学、近代胡适新学，笔者曾称中国宋以后的思想史就是这三个徽州人的历史，因为他们代表了他们时代的思想主流。朱、戴、胡三学究竟有没有内在联系？能不能称其为三期发展？学术界不少人是持否定意见的，理由是朱熹倡理学，戴震反理学，胡适则抛弃旧学，引进西学，他们之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渊源关系，更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三者各成体系，互不相干。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和浅近，没有抓住三学的实质。笔者认为从朱熹到戴震正是否定性的继承或曰物极则反的必然结果。朱熹倡理学，使徽州的宋、明、清各代的宗法制度、民俗习惯，尤其是徽州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徽州成了理学（儒教）的“实验田”之一，其负面的影响则表现为“以理杀人”，于是在徽州产生反理学的戴震就不足为奇了。再看戴震的学术传承，他早期并不反对理学，而是赞同程朱的“道问学”，批判陆王的“尊德性”。35岁后，强调训诂考据，注重以字解词，以词通道，冶铸成理，化理为用，实际上这种学风正是朱熹“道问学”思想方法的发展，朱熹将“道问学”看成是“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大”（《中庸章句》）的治学与修养的方法，强调“格物致知”，戴震治学讲究考据，强调对事物的考察研究，认为所谓“格物致知”就是“事物来乎前，虽以圣人当之，不审察，无以尽其实也”。正如近代国学大师钱穆所说：“东原主从道问学一边以达大道之理论。”“东原汉学大师，又承江永门墙，最近朱子格物一路。”又说：“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戴震的反理学是对理学（儒教）的否定性继承和发展。建构了一种新理学（儒教）的形式。再看胡适，虽然他接受的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但他小时候念过朱子集传本《诗经》、朱子《小学》、朱子集注本《四书》、朱子《本义》本《易经》，还有《尚书》、《孝经》等，连注文一起读，并多能成诵。此后影响胡适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家就是戴震。胡适的新学虽直接导源于杜威，但最终却超出了杜威的致思路向，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于戴震的重知主义。由此可见，从朱熹到戴震到胡适，其学术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看成是徽州学术的三期发展。而这三期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又代表了儒教的演变。可见儒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

笔者将徽州称为儒教的圣地，将徽州文化的特征看成是儒家文化，是就历史事实所做的定位。笔者不仅没有丝毫贬意，反而带有十分的敬意。近来有人居然把徽州儒家文化看成是腐朽的文化，这是无知之见。笔者坚持相信徽州儒教在21世纪一定会引起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一定会在现实人间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3年11月13日）

来源：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