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

作者：汪学群
倡导“经道合一”是清初儒学的基本特征。所谓“经”指儒家的经书，包括围绕经书而进行的考证、辨伪、辑佚、训诂等，“道”指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包括人文社会政治等思想。

“经道合一”的提出，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针对宋明理学发展到晚明以来“经”“道”分离这一客观现实而发的。经道分离使“经”本身变成纯粹的八股制艺之文。明成祖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胡广等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以宋元人经说为本，排斥汉唐注疏，由朝廷颁布天下，作为八股取士之圭臬，使“经”与八股相结合，变成制艺之文，成为士子的制举手段，“经”日趋僵化。顾炎武对此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日知录》）。“道”本来包括“内圣”与“外王”两方面，经道分离使其内圣的属性逐渐走向空疏，发展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不学无术，“满街皆圣人”的局面。也使作为“外王”的社会政治功能丧失殆尽。汉以下，儒学与统治者的政事联系在一起，并指导政治。明末以来，“内圣”与“外王”的疏离，使儒学失去了对政治的指导作用，加之内忧外患，最终导致国破家亡。

面对“经”“道”的割裂，明代中叶以来一些学者给予批判，并初步提出“经道合一”的思想。罗钦顺主张对于理学的“性即理”、“心即理”诸“道”，应“取证于经书”（《困知记》）。杨慎把“经”与“道”的关系比喻为“椟”与“珠”、“筌”与“鱼”的关系，正如无椟不能买珠，无筌不能得鱼一样，它们应该密不可分。归有光强调“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归有光集》），明经即明道，离经则无以见道。

承明人的倡导，清初儒学十分关注“经”与“道”的关系问题。他们论述的视角虽然不尽相同，但使“经道合一”思想更加明确、系统。钱谦益说：“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初学集》）。方以智主张“藏理学于经学”（《青原山志略》），顾炎武提出“理学，经学也”（《亭林文集》）的命题。在这里，理学即道，经学即经，经与道一致。顾氏还对“道”的内容做了说明：“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此语源于《论语》，道由经出，体现了经道不分离。朱之瑜提出：“书理只在本文”（《朱舜水集》），亦即道不离经，对经本文认真下功夫，其中道理自然会体悟。黄宗羲强调为学必先穷经。吕留良认为，“士必通经博古，明理学为尚”（《吕晚村文集》）。

“经道合一”论意义在于：第一，考证与义理的统一。经文涉及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等，必须依赖考据才能弄懂，同时又含有微言大义，这就需要掘发义理。因此考据与义理是相辅相成的。第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内圣”偏重修己，涉及性与天道等，“外王”指治人，涉及社会政治等，它们也是相互统一的，“内圣”必须开出“外王”，经世致用才是归宿。第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一致。所谓一致非等同，因为事实与价值有区别。相对而言，对经本文的考据、训诂，由于其寻探的对象是史实，必须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属事实判断。对大道的阐发，由于其研讨的对象是思想，则离不开诠释主体的观点、立场，属价值判断。正是由于这一点，不同时代人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把自己的观点注入其中，赋予儒学时代的特色。而后人又根据其中折射出的思想火花进一步加以诠释，使儒学具有永恒的魅力。

提出“经道合一”，意在矫挽明末经学空疏之弊，由于受明清之际社会剧变，以及学术自身的影响，使儒学学风发生演变。首先，由对“道”的重视，向实用经世方向演变。清初诸儒在以武力抗清失败后，不约而同地转向著书救世，总结明亡教训，阐发通经致用思想。对“经”的具体研究，也体现经世致用的用意。一些儒家或讲学，或办书院，通过实践，希望来实现自己的经世主张。经世致用由于时代的影响，具有一种鲜明的社会批判、反抗色彩，其救亡与忧患的意识，跃然于纸上。其次，由对经本文重视，向通经学古、考证辨伪方向演变。明儒在讨论“经”与“道”关系时，就有偏于“经”、重视考据的倾向。入清以后，这种倾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诸儒纷纷参与到对“经”的考证辨伪行列中，其结果使“宋学已受致命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儒学的研究踏上健实之路。“经道合一”思想不仅为学术界所认同，而且借助儒臣深入宫中。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清圣祖便通过与日讲官的论学问对，接受了“自汉、唐儒者专用力于经学，以为立身致用之本，而道学即在其中”（《康熙起居注》）的“经道合一”观点，并逐渐使之成为清廷文化政策的一个思想依据。

然而也应看到，康熙后期，儒学的“经道合一”有以经代道的趋势，对“经”的研究向考据、训诂方向转变。其重道经世的特征虽然存在，但已经变味，其中忧患救亡意识、社会批判性、反抗性的色彩渐渐淡化，建设性、服务性的成分逐渐增强，成为维护新朝的工具。分析起来，其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政治上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基本建立，民族矛盾趋于缓和，社会日趋稳定。经济上兴修水利，蠲免田赋，奖励垦荒，促进经济复苏。文化上崇儒重道，倡导经学，举行经筵，日讲，编修明史等，成功地拢络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消磨他们的反抗斗志。学术上的内在逻辑也使经世致用的内容减少，考据、训诂的影响愈来愈大。以李为例，南游受南方考据学影响，学古压倒致用。另外，随着岁月的流逝，清廷的日益巩固，明遗一辈大儒不是谢世，就是老矣，其自身的反抗意志趋于淡薄，或派子弟门人，甚至亲自服务清廷。新生的第二代，其生活的时代已与明遗不同，他们没有经历过明清之际血与火的洗礼，既定的社会现实，使他们采取比父辈更加务实的心态，接受新朝。这一转变是学术与政治互动的结果，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