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现代归于何处：断裂中的传统

作者：陈明
八十年代后期，借着“文化讨论”的余温，郑家栋以现代（当代）新儒学研究杀入“圈内”，并很快声名显赫。他的研究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其对于研究对象，似乎既温情脉脉，而又尖酸刻薄。他的“温情”是来自于一种“冷暖自知”的同情：在这个浅薄而功利的时代，为儒学者何易？更不要说能够从儒学中生发出一套道理者，何易？此所以“礼让”儒学前辈，乃是题中应有之意；他的“刻薄”则来自一种批判意识。新儒学研究之对于他就是一个不断思考亦不断超越的过程：超越对象，也超越自己。美国方面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名学者墨子刻教授，则著文把郑家栋作为“经过新儒家而又超越新儒家”的范例加以剖析，并认为他代表了由传统开出的一种新的方向和思潮。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推出郑家栋新著《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五十余万字，厚厚的一册。打开之前便有些踌躇：郑氏近年来新作叠出，辛勤耕耘如郑家栋者，勇猛精进而又沉潜深刻如郑家栋者，怕也难免会自我重复？可读了该书的“自序”便手不释卷，娓娓道来却是风云际会，流水清清却又是湍流暗涌，平易与深刻、老道与锐气、理性思辨与气韵生动，如此自然的融为一体。

书中浸透着作者对于文化传统断续之间深深的忧患。忧郁的人是不幸的，因为他总是能够在歌舞升平中想到或发现令人不安的问题。郑家栋的研究中始终有一种忧郁的情调，这情调决定了他能够保持一种难得的清醒，总是低调的讲儒学，低调的讲传统。

该书的主题可以表述为“现代性中的传统”。围绕着此一主题，书中展开了极其复杂的思想脉络和极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其中更有扎实、谨严、缜密、精微的思想史疏理与学术史的考辨。这里只能够是蜻蜓点水，抽引出书中的三个问题或曰侧面，略加介述：

一是，儒家与宗教。儒家是不是宗教？一种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如何能够称之为“宗教”？这是一个伴随着西方学问的传入出现的问题。作者疏理了“宗教学的”、“社会学的”、“文化的”、“政治的”及“信仰主义”、“理性主义”、“功能主义”的种种诠释与界定。依作者之见，历史上的儒家虽无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和宗教之用，因为它确立了中国文化一些基本的价值信念和行为规范。而所谓“儒者”的角色和作用，与其说近于一般意义上的“哲人”不如说更近于宗教的“先知”。与其它宗教传统相比，儒家有着更为宏大的抱负：它要以社会为圣场，把彼岸的天国建之于此岸的人间。而入世的情怀实际上对儒者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如何在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中之种种诱惑的前提下，能够做到“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至于谈到这样一种精神传统的客观效用，作者似乎是疑虑重重。儒家之境界高则高矣，远则远矣，道不远人，亦圣亦凡，圆融无碍，但落实下来却有许多问题。超越的与内在的、理想的与现实的缺乏明确的区分和界定，此在大师们那里似乎不会构成问题，而到了末流那里，就难免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乃至于假道学有之，同流合污者有之，至于因入世情节太重而终于被流俗所同化的例子，更不在少数。

二是，“哲学”观念与中西比较。有关“中国哲学”（不同于“哲学在中国”）之“合法性”的证明，亦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而相关的讨论又是与中西哲学的比较和“中国哲学”之“现代转型”问题的思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者首先不赞同那种通过扩大“哲学”概念的外延来证明“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的较为通行而普遍的做法。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努力方向应当是丰富和深化“哲学”概念的内涵，而不是无限制地扩大它的外延。“中国哲学”能否最终被西方世界承认，取决于它能否在一些“元哲学”问题上（而非仅仅是文化功能上），提供某种原创性的智慧，并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构成挑战。试图把文化因素完全排除于哲学之外的想法是幼稚的，而把“中国哲学”仅仅归属于某种族群的信仰，则反映了某些西方学者的偏见。

三是，“儒学”在现代归于何处？此一问题可以说反映了作者对于儒家传统之现代命运的基本“焦虑”。常听到有人批评历史上的儒学是一种“道德说教”，而实际上，知识化的、失去了实践指向和与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现代儒学，才真正沦为一种空洞的“道德说教”。需要指出的是，促成和决定此一转变的与其说是“儒者”个人的修养与素质，不如说是社会结构与教育体制的改变。儒学能够重新找到切入现实生活的路径吗？这决不是重弹所谓“经世致用”的老调所能够奏效的。从书中围绕该问题展开的独到、深刻而富有见地的探讨中，我们也可以知晓：所谓儒学与“现代化”或“现时代”的关系，乃是一个较之流俗所讨论者复杂得多的问题。

大江东去，惊涛拍岸，传统的堤坝早已溃塌。那么“传统”是什么？是浮在水面上的泡沫，还是沉积于水底的泥沙？抑或是，堤坝垮了，河床犹在，它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河流的走向？“新传统主义丛书”已出版的三部著作包括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杜维明的《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和郑家栋的《断裂中的传统》。三部书恰好较为典型的代表了三种取向：列文森认为儒家传统已经死亡，退出了现实的历史过程，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则取较为乐观的立场；而郑家栋的著作在理性、期盼、执着的追求和艰难的开拓之外，我们又分明能够感受到一种哀婉与悲怆。如果说，“传统的复兴”不只是一句说说而已的话头或口号，那么，其所面对的问题与考验当然远远超过已经取得的成就。此方面我们特别需要听听一位深知其中甘苦的学者说什么而又如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