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的殷商文化渊源

墨学的殷商文化渊源

关于墨学的历史文化渊源，古人有两种说法：一是“墨用夏政”（《淮南子》）、一是墨学“盖出于清庙之守”（《吕氏春秋》）。我觉得这两种说法还不足以揭示墨学的历史文化渊源，故作此文愿与同道商榷之。

吕思勉先生《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古有国学，有乡学。国学初与明堂同物。……《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生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诗书礼乐，追原其溯，盖与神教关系甚深。礼者，祀神之仪；乐，所以娱神；诗即其歌辞；书则教中典册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诸学与殷商文化的渊源，这里主要讨论墨学的殷商文化渊源。

墨子是宋国贵族的后代，而宋国又是殷人的封地，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殷商文化传统的。下面通过对殷人对待死者的方式的考察，来从一个侧面了解殷人的心理文化构成，进而揭示墨学的殷商文化渊源。

殷人是一个崇材尚力注重行动而耽于沉思的民族，尽管创造了极其辉煌的青铜文化，却没有建立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周成王训斥殷人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就是一个例证。“罔念”乃至“作狂”则是殷人特有的酒神型文化的重要外在特征。这种特质通过殷人对待死者的方式就可以看出。

文化人类学认为，个人间的感情和“死亡”这一事实的存在，恐怕就是宗教的起源。生者对死者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甚至是矛盾的：一面是对死者的爱，一面是对尸体的反感；一面是对于依然凭式在尸体的人格所有的慕恋，一面是对于物化了的臭皮囊所有的恐惧……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认为：对死者的敬爱与敌意，“这种情感的冲动之间的冲突，因为其中之一的敌意是全部或大部分存在于潜意识层次，所以这种冲突无法消除。于是他开始寻找一种减轻心理压力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以将死者转变为邪恶敌人的投射方式来压抑了潜在的敌意，同时又以种种仪式来表现出他对魔鬼惩罚的惧怕。随着哀悼期的推延，这种心理冲突就会逐渐趋于缓和。但是，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减轻内在的压力，却又增加了外在的压迫感，因而产生了新的焦虑。于是又不得不借助于狂欢或某麻醉剂来达到一种迷狂的体验，从而消除这种压迫感和焦虑感。史称殷人好战、好货、好群饮甚至在每个君主死后都要迁都，这不是没有缘故的。殷人并非不善于“念”，而是如果沉溺于内心的思索，那种极度的心理紧张将让人难以忍受。所以他们宁可“狂”。宁可去行动，去征战，去通宵狂饮。

殷人这种对于死者的矛盾方式，同样也表现在墨子在“薄葬”与“右鬼”的矛盾上，连东汉王充在《论衡*薄葬》中也批评了墨子“术用乖错，首尾相违”。

另外在“非乐”、“尚贤”上，也都有殷商文化的因子。

由此可见，构成墨学体系的诸元素有其复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它保留着远古时代民主制度的遗风，特别是带有相当成分的殷商文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