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美学批判

李泽厚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其美学哲学基础的转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一、五十年代的反映论美学
从55年第一篇美学和文艺方面的文章《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读书札记》到59年末《山水花鸟的美——关于自然美问题的商讨》的发表，在这五年里，李泽厚公开发表的有关文艺和美学方面的论文共有十篇。有代表性的是《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研究提纲）、《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试再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论美是生活及其他——兼当蔡仪先生》四篇。五十年代可看作李泽厚美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五十年代的美学热，始于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批判所使用的理论武器，主要是从苏联引进的带有机械论色彩的反映论美学。五十年代的李泽厚的美学在整体上也是以此为哲学基础和理论框架的，兼之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所带有的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讨论各方论辩态度和论辩方式、所吸取的理论资源都表现出同化趋向。实际上所谓的美学大讨论不过是美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统一运动，马克思主义要接管美学这一学术和思想阵地。对李泽厚美学思在这一阶段的地位和作用做过高评价并不符合其理论实际和历史事实。诚如李泽厚所言：“近代美学正是随着近代哲学认识论理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近代西方美学是在知识论哲学的严格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知识论哲学“把求知理解为人类的最根本的特征，并以这一特征出发去理解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因此，作为知识论哲学核心部分的认识论便成为美学的哲学基础，甚而把美学做为哲学认识论的一个分支。这种美学的认识论化从美学的创始人鲍姆加登就已开始，他在其《美学》一书中，即将美学看成是一种“低级的认识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将美学从认识论中解放出来，确立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则是一种庸俗的机械的决定论的反映论美学，以取消主体的独立地位来实现所谓主客体的统一，实际上主体失去了一切的主体性，仅仅成为反映客体的“镜子”或“白板”。我国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对此虽有某种程度的自觉，但并未在整体上超脱反映论认识论的哲学框架，李泽厚美学也是如此。

认识论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解答是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意识、思维是对物质和存在的反映。并以对此问题的回答作为划分哲学上两条路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依据，事实上，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的问题。五十年代李泽厚的美学探索是在唯物主义反映论这一自明性的哲学基础上开始的，这也是当时美学大讨论的集体无意识。朱光潜、李泽厚、蔡仪甚至颇为另类的高尔泰也是如此。“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感是这一问题的中心环节。从美感开始也就是从分析人类的美的认识的辨证法开始，就是从哲学认识论开始，也就是从分析解决客观和主观、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开始。”

李泽厚这段稍嫌罗嗦的话概括了他五十年代美学的哲学基础——认识论的反映论。在批判朱光潜美学思想时，李泽厚把朱光潜“否认反映论能作为美学的哲学基础” 作为标靶予以批驳，反映论作为美学的哲学基础在这时的李泽厚看来是自明性的，无须讨论和辩驳的。

这一时期，李泽厚在论述美感的形成和自然美的产生时，多次提到“实践”、“自然的人化”等概念，如“人类灵敏的五官感觉是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实践斗争中才不断发展起来的，使它们由一种生理的器官发展而为一种人类独有的‘文化器官’。”　“自然对象只有成为‘人化的自然’，只能在自然对象上‘客观地揭示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时候，它才成为美。”

等等，但从整体上说，五十年代李泽厚美学主要是依照反映论原理对审美活动作静态的分析，“实践”在这时是一个远远还没有展开的概念，还不是构成这一时期李泽厚美学的关键所在，或者说实践美学在这一阶段尚处于萌芽状态或无意识状态，李泽厚还没有在自觉的意义上进行实践美学的探讨。因此所谓“50年代，他率先将‘自然的人化’命题引入美学研究，肯定‘实践’对审美主体和对象的本体地位，推动美学大讨论超越心物外在对立的反映论模式。”并“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都有意拔高或夸大了李泽厚在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中的思想和贡献。尽管在李泽厚这一时期的论文中出现了“人类实践”、“革命实践”及“人化的自然”等说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实践哲学还没有真正成为李泽厚美学的哲学基础。

以哲学的认识论作为美学的哲学基础，以认识活动类比审美活动，以哲学认识论主客两分为框架，将审美活动静态的分为美感和美，再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作为理论原型，这就是五十年代李泽厚美学的构架。美感是一种社会意识，美则是社会存在，美感与美的关系成为一种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在整个五十年代的李泽厚美学思想中，一直是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来看待的。以认识活动来界定审美活动，审美的目的也就是由求“美”转化为求“真”，“美”也就成了“真”的一种载体或躯壳。美是什么？美是社会生活中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美是形象的真理，美是生活的真实、真和美在现实生活中，本应是完全一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存在。”“蕴涵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发展规律和理想的可感知的具体生活形象，它是纯朴的真，它是伟大的善，同时也就是崇高的美”。

美是客观社会性（由真理决定）和具体形象性（由生活决定），美感是个人直觉性（由美的具体形象性决定）和社会功利性（由美的客观社会性决定）。美不在心就在物，不在物就在心，很难这种调和。美感主观意识只是美的客观存在的反映。

这种机械的反映论是枯燥乏味的令人难以忍受的，逻辑非常简单，推论十分荒谬。以认识活动比附审美活动，美感便被看作是能够把握和认识真理的一种高级的反映形式，审美愉快是由认识真理而引起的一种人类精神的激动、满足和喜悦，就其本质来说正具有一种认识的性质。认识论的主客两元对立模式带来了美感和美的对立，辨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所谓思维和存在的统一类比就是审美中的美决定美感，美反映美感，这样就把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简单化、机械化。审美活动就是求“真”活动，“真”就是“美”，“美”就是“真”。把审美活动比作认识活动，完全抽空了审美活动的内在本质，抹杀了审美之为审美的特殊性，“美”也将不“美”。这就是五十年代我国的美学，最具代表性的红色的浪漫的简单的美学，现在看来则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如果说李泽厚是五十年代美学的代表人物的话，当代将以何种心情去面对五十年代的中国美学呢？

五十年代朱光潜先生在回应李泽厚的批评时曾指出，李泽厚的美学是黑格尔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笔者以为大致是恰当的，而且黑格尔的影响更为明显。李泽厚的意图是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颠倒黑格尔的“理念”，得到却只是黑格尔的滑稽的倒影。对于所受的黑格尔的影响，李泽厚自己也供认不讳：“黑格尔说，‘理念’从感官所接触的事物中耀出来，于是就有‘美’。这里的理念如果颠倒过来，换以历史唯物主义所了解的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就可以说是接近于我们所需要的唯物主义的正确说法了。”

把黑格尔的理念世界和生活世界合而为一就是李泽厚的“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的世界，也就是最高的真、最高的善、最高的美。当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完全地必然地决定于“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从而“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具有了与黑格尔“理念”十分相似的本体论地位，区别在于黑格尔的“理念”存在于彼岸世界，而李泽厚“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则是与此在一起“寓世存在”的可怕的他者，它比“理念”更可怕更令人恐惧。

“美是形象的真理，生活的真实”，“艺术美感是真理形象的直观”与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与“真理”、“形象”与“直观”与“感性的显现”，何其相似乃尔。依据李泽厚的解释：“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不是从主观世界、不是从外面加到生活中去的理念观念之类，而是客观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东西，所具有的客观的事物形象和趋向。”

而任何生活形象都无法完满集中地体现出那个大的生活本质生活真理，任何个人的生命、经历、知识都极为有限，不可能去直接把握这种“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它成了一种生活中难以企及无法把握又无处不在的客观存在。“美是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具有着具体可感形态的现实生活现象，包括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

社会的本质规律和理想是美的内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则是美的形式，美的内容决定美的形式。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形象和自然现象只所以丑，是因为他们没有包含或违背了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形象之美丑不在自身，而在是否含有社会发展本质规律和理想。这与柏拉图“美本身”的“分有”、普洛丁的“太一”的“流溢”、黑格尔“理念”的“显现”异曲同工。“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理想”从而具有上帝的地位和功能，成为一种当代的宗教和创世神话。

二、六十年代的实践美学

六十年代的李泽厚美学把在五十年代已具有萌芽的“实践”观点加以深化和发展，试图克服反映论美学对审美活动的静观性描述所具有的机械决定论倾向，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美感和美产生的哲学基础的探讨上来，确立了实践对于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所具有的本体论地位。所谓“自然的人化”的观点成为李泽厚解释美和美感产生的一个基本观点。自此以后，“实践”的观点和“自然的人化”的观点成为李泽厚美学中的基本观点，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学探索中，李泽厚又加以发展和丰富，成为成熟时期李泽厚美学的理论基础和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且实践论美学在八十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派美学也成为中国当代美学中的主导性的美学流派。李泽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