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奇谲之美

被金圣叹称之为“天下第一奇书”的《庄子》，以其超乎寻常的奇谲风格，飚举于先秦文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后人难以企及的一座高峰。闻一多先生曾评论：“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形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1]《庄子》一书，想象之奇特，形象之怪异，章法之谲诡，无不令人“于惊其骇怪中获得非凡的审美感受”。[2]
“奇谲”在《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奇特怪诞”、“新奇怪异”。《庄子》中精彩纷呈的奇幻寓言、怪异形象，谲诡想象和奇肆语言，令人目不暇及。初看之下，让人扑朔迷离，再三品读，方可领略个中的奇谲美感。本文将从庄子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入手，对《庄子》的奇谲风格，略作探究。
一、庄子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
据有关历史考证，“庄子是战国中期宋国蒙邑人”。[3]宋国是被西周王朝推翻的殷商王朝的后裔之国，是“周王朝留给殷人奉其先祀的保留地”。[4]因此，宋国承袭了殷商朝的重鬼神、信巫术、爱神话、尚玄想的民风。古代的宋国南邻楚国，而楚地也一直盛行着殷商朝的神巫文化，这在屈原的诗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庄子》中多次出现的具神话色彩的寓言故事和充满丰富幻想的描写，都表明了《庄子》与宋、楚两地的神巫文化具有很深的亲缘关系。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天下攘扰，民不聊生。周天子的权力，早已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为成就霸业，不惜一切，用最血腥的手段去占取土地、城池，兼并战争此起彼伏。战祸连连的时代，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非平民百姓莫属。虽然庄子“尝为漆园吏”，[5]但他却住在“穷闾阨巷，困窘织屡”（《列御寇》），有时还得靠借贷为生（《外物》）。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使得庄子对战争的残酷有着比常人更清醒、更冷峻的认识。他从终极意义上表现出对人生深刻的、真正的、永恒的尊重与最大程度的价值关怀，而这些都包藏在他的奇异诡谲、浪漫荒诞的文学形象之中。
礼崩乐坏、战火纷飞的战国时期，也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当时各家学派竞相著书立说，自由辩论的风气活跃于中原诸国，良好的学说氛围熏陶了庄子畅所欲言的豪气。庄子“其学无所不窥”，[6]在其著书之前，他肯定广泛接触了各派学说，以丰富自身理论。惠子、孔子、颜回多次在其书中出现，并对他们的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黑暗而混乱的现实，以及独特的文化背景，“不可与庄语”（《天下》），只能把一切寄托于千奇百怪的寓言故事之中，形成了《庄子》独特的奇谲风格，成就了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千古奇文。
二、奇幻的寓言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寓，寄也”。“寄，托也”。段玉裁注：字从奇。奇，异也。一曰不耦也，言部曰：“托，寄也” 。《说文解字》及段注，都是“寄”与“托”的互训，说明二者意义相同。所谓“寓言”即“托言”，也就是说把自己的思想寄寓在人们容易理解的形象化的事物和情节当中。寓言在《庄子》中占了绝对的篇幅，“以寓言为广”（《天下》）。庄子的寓言，是要“籍外论之”（《寓言》），即假借他人、他物的言论、故事来寄寓自己的观点主张。如此迂回曲折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是作者出于对世情的考虑：“亲父不为其子谋。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寓言》）。“因为一般人的心理，总是倾向于袒护自己的一方，对另外的一方则比较苛刻；所以从自己一方发出的关于自己的看法，一定不容易被另一方所接受。比较而言，对方关于自己的话，特别是赞扬的话，就显得客观，于是容易被一般的人认可”。[7]但庄子的这个“赞扬”，没有采用客观的、理性的批判陈述模式，而是凭虚造象，随意赋形，并且善于对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