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六经”之首，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它不仅率先建构了中华民族思维的形而上学体系，其中的许多观念更是贯穿于整个中国思想史乃至我们每个人的思想理路。任何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都不能不读《周易》。
《周易》之“易”有三：变易、不易、简易。简单的六个字，概括出整个宇宙运生转化的全部玄机。它们可以说是《周易》的精神之所在。三者之中首当其冲的变易精神更是《周易》的主旨。《周易》的英文译名就是《thebookofchanges》（《变化之书》）。这种变易的精神既潜在地体现在《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中，又以明确的“变”“通”观念加以诠释，它们不仅表征着生命的创生与繁荣，更以一种独特的视角看待着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生态世界。本文就试图从“变”“通”观念来一窥《周易》所蕴含的生态关怀。
一、《周易》中的“变”“通”观念
《周易》以阳爻（——）和阴爻（——）两种符号排列组合而成八卦，八卦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从而演化出整个宇宙。无论是以科学的眼光还是以美学的眼光来看，《周易》六十四卦都是一个极其和协和完美的系统。之所以能如此，就在于《周易》的卦与卦，爻与爻之间存有着内在的变通规律，正是这种变通规律支撑起了整个《周易》体系。
“变”与“通”一方面内在地蕴含在《周易》（尤其是《易经》）每一卦的六爻以及六十四卦卦与卦之间的周流不止，变动不居的规律中；另一方面又外在地表现在《周易》（尤其是《易传》）对这种内在变动规律的表述中。
就前者而言，《周易》之“变”多表卦画的变易，《周易》之“通”多谓爻象的推移无阻。
《周易》之“变”有符号层面上的变，所谓：“爻者，言乎变者也”，这是阳爻和阴爻在位置和数量上的变化；有意义层面上的变，这是指卦的吉凶祸福发生的变化。两者在本质上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这种“变”的观念揭示出：《周易》是一个“符号（卦象）——意义（吉凶）”的对应体系，这一方面是由《周易》本来的“占筮之书”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周易》之“变”是有指向的，其“符号——意义”的对应变化关系直接贯穿有“天人合一”思想。
其中，卦象（即符号）的变易得之于宇宙四时的变化，即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现矣。”而爻象（即意义）的变易则直接指向人事，即所谓：“圣人观卦设象，系辞焉以明吉凶。”
这样一来，《周易》之“变”就是得之天地而指向人生的，正如六十四卦每一卦中天、地、人三才所预示的那样，天地人相互沟通，天地之“变”与人事之“变”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周易》的“卦象——爻象”系统即是沟通两者的桥梁。
《周易》之“通”则多在内在机制上起作用，爻与爻之间的转换不是随意的，卦与卦之间的推移也不是无序的，这都得益于《周易》内在的“通”的机制。
和“变”一样，《周易》的“通”也有符号和意义两个层面的运用。
《周易》在符号系统上的“通”是卦象与天地之象的交通，而在意义系统上，“通”则表示卦辞与人事吉凶的交通，作《周易》者正是借用了六十四卦这样一个既“不易”又“简易”的“符号——意义”系统将天地四时的轮回同人事吉凶的预兆连通了起来，组成了颇有意味的天人合一的圆融境界。
综合起来看，体现在卦爻之间的这种“变、通”反映了空间的和时间的两种变化。每一卦中的爻位的变化主要体现空间的转换，正所谓阴阳易位，物象流转；而卦与卦之间的变化，又是一种时间上的推移，如《系辞上传》所云：“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在《周易》看来，天地是最大的“象”，而四时更替则是最大的“变通”，人的活动的物理空间没有超出天地，人事吉凶的变化也不会超越四时变化的规律之外。穷尽了天地的变化，明晓了四时流转的规律，人就可以把握自身的吉凶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这是从外在的方面来考虑，从内在的方面来讲，由于《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直接与人事的吉凶祸福相联系，经过《周易》解释的天地、四时已经不再是寂寂然自生自灭的存在，它们因为带上了人的色彩而亮丽起来。人与天地自然可以和谐地交流交感，化而为一。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充斥于宇宙间而又特别体现于人身上的那种生命的气息。在生命的意义上，人可以与天地相交流相融合。
《周易》中除了在《易经》的卦与卦、爻与爻的关系中体现“变、通”外，还在《易传》的文字中直接表述了《周易》的“变、通”观念。
《易传》中涉及变、通的地方颇多，例如：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变通莫大乎四时。”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
《易传》中这些对“变、通”的表述与我们在《易经》中看到的卦爻之间内在的“变、通”观念是一致的，是对前者的概括和发挥，两者可谓相得益彰。我们可以从这种表述中直观地看出《周易》“变、通”观念的全貌和它们发展的可能之路。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周易》的生命本质。
《周易》是一部“生命之书”，它最先明确地将“生”作为主旨张显了出来，将生命作为天地间最为可贵的本体来加以赞颂。郭沫若先生曾说：“故言‘有无’、‘始终’、‘一多’、‘同异’、‘心物’、，而不言‘生’，则不明不备；言‘生’。则上述诸义足以兼赅。易不骋思于抽象之域、呈理论之游戏，独揭‘生’为天地之大德，万有之本原，实已摆脱一切文字名相之网罗，且直探宇宙之本体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3页）。《周易》不仅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将生命作为天地最为伟大的品质推举了出来，而且在众多的卦象、爻象中也涉及到了这一母题，阴阳爻的交感变化产生了生命，在对阴阳爻运动的有限性的克服中，这种生命得到了持续和发展，又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中走向繁荣。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周易》中天地、人物、社会都是一个大写的“生”字。“生”是易理的根本。
然而，《周易》的智慧并没有止于此。
二，“变”“通”观念与生态
《周易》是一部生命之书，更是一部生态之书。《周易》有言：“生生之谓易”。我们知道，单纯的静态的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存在是“生物”；动态的，创造和产生这些生物的过程是“生产”；进一步言，超越动态与静态，将“生物”和“生产”和谐而圆满地融合于一身的则是《周易》所主张的这种“生生之境”，这可以说是生命的第三种状态，也就是生态。
《周易》之所以将“生生”作为“易”之本旨，而不是仅仅是生物或生产，就在于单纯讲生物或生产都不是对待我们这个世界所应有的态度，单纯讲生物，可以体现对现有生态环境的关怀，但无法对其发展做出把握和回应；单纯讲生产，可以说是一种发展的眼光，但是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就生态环境来看，一味地强调生产无异于自我灭亡。
自从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短短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拥有了强大科学武器的人类创造和生产了比过去几千年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成果，可以说人类已经在借助科学技术“改天换地”，“征服自然”。虽然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恩格斯就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83页）但是，他的预言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近几十年来，当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时，人们才不得不认真审视和思考生态危机这个问题了。这可以说就是单纯讲“生产”的恶果。另一方面，在那些对生态问题的回应中，我们处处可见人造的绿地和小规模的城市公园，这些单纯地对生物数量的追求确实为我们生活增添了些许绿色，但面对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面对许多因为没有生命而无法回复的资源和气候等的恶化，这种回应只能是片面的和软弱无力的。面对生态危机，我们所要找寻的，应该是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方法，这就要超越单纯的“生物”和一味的“生产”，以一种“生态”的眼光来审视。《周易》的“变通”观念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眼光。“变”和“通”的结合，不仅构成了上文中的那种生命之感，更展现了《周易》独有的“生生之境”。
在上文我们已经看到，《周易》中阴阳两种力量的交流产生了变化，有了变化才有生命的发动与创生，才能产生生物，才有可能产生生态系统。《周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首先就是将天地化育之功突现了出来。我们都知道，人类不是地球上最早的的居民，也不是唯一的居民，人类的出现、存活、发展乃至繁荣都必须以千千万万其他生命体的生存为基础，有了众多其他生命体的存在和亿万年的发展，人类才有存在的可能。而现代的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一味强调自身发展而忽视了其他生命体的存活所至。所以，《周易》将“生”推举出来，作为天地之大德来赞颂，这不是隅于人类生命的视界，而是一种以众生之“大生”为依规的眼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反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仅仅将人作为天地间唯一要考虑的存在，反对为了人不顾一切而无视其他生命体和自然环境的存在。。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有了变化，才有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丰富性，才有各物种间的互补性，这是我们的生态系统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周易》中“变”的观念所引申出来的“生”，不仅不是单纯的人之生，也不是单一物种之生，它是众多物种“竟自由”的状态。《周易》在讲乾坤之德时，强调“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系辞上传·第六章》）。这里的“大生”、“广生”即是易之“生”的多样性的体现。生命只有是多样的，互补的，才有可能形成完整的食物链结构，组成全面的生物群落，最终形成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最大的生态系统——地球。我们人类也只有在这种物种多样性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自己在生物链中的地位，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以及可能的和最佳的途径。在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中，人类的活动使许多生物灭绝或濒临灭绝，这不仅是单个物中的消亡的问题，在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物种都是生物链上的一环，失掉了这一环，整条生物链都要受到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不可弥补的。《周易》之“变”所表征的“大生”“广生”正是强调了人类生存的庞大的物种基础。
再者，有了变化，整个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才有了基础和可能。《周易》六十四卦不是单向的直线发展，不是从生之起点到死之终点，而是有节律的循环发展过程，运动不息，生命不止。这既是单个生命的发展规律，也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生态系统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这种生态系统的生生不息的可持续发展所依靠的就是《周易》之“变”。所谓：“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周易》六十四卦的变动规律表征了天地变化之道，也就是生态系统运行调整的规律，掌握了这种规律，我们自然可以让这个地球，让生存在其中的包括我们在内的众多生物和谐持久的发展。
如同在单个生命的发展中所展现出的那样，《周易》中的“变”在生态系统的发展中侧重于创生，而“通”则更强调生态系统的持久发展，所以，从“生态”的眼光来看，“通”比“变”的意义要更为重大。
“通”是对“变”的成果的延续和发展。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可见“通”就是将“变”所创生出来的生态世界“推而行之”使之“往来不穷”的过程。
“通”是对“穷”的超越。《周易》中的一卦六爻和六十四卦都是循环发展的系统，这种系统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局部和阶段上的局限性，这就是“穷”。所谓：“易穷则变”，穷是“变”和“通”的契机，《周易·序卦传》的作者以最直观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这一点：
泰者通也，物不可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终遁，故受之以大壮。
……
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如此种种，就卦名的字义说，每两卦为一组，都是相反的。连接两者的语句“物不可以终……”，“故受之以……”，即是物穷则反，相反相生的明白表述。尤其是最后对既济和未济两卦的解释，“既济”有完成之义，但此卦并不是《周易》最后一卦，后面还有一个未济，就是说是以“未完成”作为结束，《序卦》认为这是由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这恰恰说明了《周易》作为一个法之于天地的系统，是不断循环往复的，我们可以从这种循环往复中得到关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
个体生命都有其死亡的那一刻，单个物种也有其灭绝的那一天。但是作为众多物种的有机整体，作为生命有机融合的集团的生态圈却是能够循环不息，发展不止，它有着自身独有的节律，这种节律感使得众多生物同周围的有机和无机环境融为一体。原有的在局部和阶段上的局限性就被突破和超越了。这种超越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简单重复，而是整体意义上的发展和繁荣。作为这种发展的内在机制，“通”的观念的开显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易》之“通”从本质上讲是为人的，更需要人为。《周易》有言：“变而通之以尽利”，所谓“利”，固然有天之利、地之利和人之利的区分。但是《周易》中的“三才”是以人为中心的，天地造化生成万物，万物都有其生命，但只有人是有理性，能劳动的存在，因此，这里的“利”更多的还是人之利。我们对自然的利用，无疑是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人生自然天地之间，自然间的资源和各种生物都成为了“为人”的存在，成为了人类可资利用的资源。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来，正是有了自然界的广袤和无私，人类才能从原始走向文明，从愚昧走向智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人类在受利于自然万物的同时，何曾利于过自然？从深层生态学看来，世间万物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需要，看似没有思维的动植物和完全没有生命的无机界，都在自然的进化中，在时间的流逝中追寻着自己发展的最大利益。如果我们一直坚持那种自文艺复兴以来就根植于我们某些人头脑中的那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上面的这种理论简直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我们能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人类的历史，看看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不难发现：人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的主体和客体，我们并不就是这个地球完全的主人。
人类以三种方式处理与天地自然的关系：认识的方式；功利的方式和审美的方式。三种方式都可以达到所谓的“天人合一”，但不是每种方式都可以达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认识的方式中，人之主体与人之外之客体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所谓的主客统一是指主体对客体的正确认识；功利的方式中，主体改造客体，主体性需求的被满足就是主客的统一。这两种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始终是一种独立超然的地位，而自然只能作为一种被动的形象出现，这正是目前众多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之所以产生的思想上的原因。而作为审美的方式而言，它不以认识为目的，也不以功利为旨归，主体凭借情感性的体验建立起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以主客两分为前提。在这种关系中，主客体的区别已经消解了，这是一种化合而不是符合。在这种化合的基础上，人与人之外的世界已经全然没有分别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建立起一个人类能舒适长久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主客统一是必不可少的。正所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乾卦·文言》），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天地无私之“利”，不以同样无私之“利”去对待天地，人类的美好的明天只能是痴人说梦。
《周易》之“通”在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同自然的无分的关系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和谐共生的美好前景。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当我们通晓了变通之间的关系后，人与万物之间的这种和谐关系就能够长久维持，生态系统就能够长久地循环发展繁荣下去。人类既能从自然界中得到自身生存的所需，也能让自然界中的其他生命体和资源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共生，这种共生的极至就是“文”，就是外在和内在同样繁盛的状态，我们的生态建设所追求的不就是这样的一种和谐共生的繁盛状态吗？
三、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周易》中的“变”“通”观念一方面表征着生命的发生与延续，另一方面，更明确地指示给我们无尽的生态智慧，这不仅是这一个观念的特点，更是整部《周易》的特色，甚至可以说：是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普遍特征。
《周易》将儒道两家学说融为一炉，儒家重视人的社会生命，道家重视人的自然生命，《周易》集两者之大成，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生生之境”，这种境界远远不象某些人所揭示的那样，仅仅就是“生而又生”，这样的解释没有发掘出《周易》所深涵的生态文化，这种“生生之境”可以说就是中国古典智慧的精髓。在当前生态问题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在环保措施上大下功夫，遏制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们更要从已有的历史和思想中找寻可资利用的生态智慧。在中国而言，这种智慧不需要象西方那样需要摆脱几百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才能窥其一斑，我们古人的智慧从来就没有将人与外在世界截然分开过，儒家是这样，道家也是这样，甚至就连唐朝时才传入中国，历史远没有儒家和道家深远的禅宗也是如此，可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建构了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这种智慧又引领着我们融合更多的思想，将它充实完整。
近代以来，我们在学习西方逻辑化的思维方式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将人类中心主义引入了我们的视界，并作为指导我们改造世界的态度引领着我们的实践，从而象西方曾有的那样取得了物质世界的深刻变化。但是，几乎是伴生而来的，我们也没能避免西方已有的那种急剧恶化的生态环境，我们为这样的一个思维上的转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在新的一个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同全世界人民一样，反思着我们在上个世纪甚至更远的时间里对这个地球所作的一切。在这个时候，反过头来看看古人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明确提示我们的那种智慧，真是无话可说。《周易》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我们拥有的是一座智慧的宝藏，只要我们善于发掘，里面将会有我们需要的一切。
参考资料：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周易本义》朱熹著
3、《易学哲学史》朱伯崑著
4、《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
5、《中国古典美学史》陈望衡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版
6、《美学导论》张法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版
7、《境生象外》韩林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版
8、“‘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
陈望衡《武汉大学学报》1998、3.50-55
9、“人本生态观与美学问题”
曾永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1、60-64
10、“中国美学是生命的美学——中国美学范畴和命题历史发展的必然流向和归宿”
皖公网安备 3401920200009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