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由各种关系网络所编织而成的生命有机体，要求不同种族、地域、语言、文化、阶级和宗教的社群必须谋求共生之道，人类必须同舟共济，一起来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但是，现在生命共同体中的频繁交往并没有促进全球社群的整合，地球村所象征的不是和谐，而是异化、分歧和斗争。一方面谋求共生之道、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的良好愿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个人与个人、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乃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却愈演愈烈。这种冲突反映在文化层面，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把文明之间的冲突看成是今后世界政治冲突的根源，认为文化上的差异比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差异更为根本和长久，所引起的冲突也往往最持久、最暴虐，所以今后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从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转到文化领域。他并且认为，新世界的冲突将主要发生在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主要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
从历史上来看，由于文化的原因所引起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地域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但在这些冲突的背后，往往都是利益的驱动在起作用，这些冲突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冲突，文化冲突只是表面现象。全球化本身就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开始的，其中的冲突大都是由利益而引起的，纯粹由文化而引起的冲突是很少见的。亨廷顿看到了文化在世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把文明之间的差异看作政治冲突的根源，则掩盖了冲突发生的真正原因，实际上亨廷顿所关心的仍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利益。
亨廷顿看到，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任何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其中的每一种文明都必须向其他文明学习，并与它们共同存在。但亨廷顿也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处境。西方文明是西方的，但也是现代的，而现在非西方国家正在舍弃前者而只取后者。认同于现代化而不认同于西方，在实行现代化的同时力图摆脱早期那种对西方模式的模仿。这样一来，西方文明在无力统一世界的情况下，其优势会逐渐衰退甚至丧失，这才是亨廷顿真正所担心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仍是古老的“西方中心论”的产物。
从文化发展的总体上看，文化的冲突往往是文化融合的前提，而且这种冲突由于不是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冲突，既不会暴虐也不会持久。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儒释道三家虽然也曾有过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但其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其冲突也从未造成宗教战争。由于三者之间的互补性强于对抗性，所以融合是三教发展中的主流。外来文明在中国引起的冲突也只是暂时的，相互之间的融合才是主导的。亨廷顿把儒家文化看成是冲突的根源，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儒学。既不了解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当然也就不能认识到儒家文化对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意义。儒家文化不但不是冲突的根源，相反却是化解冲突的重要思想资源，因为追求普遍和谐是儒家文化最高的思想境界。
儒家所追求的普遍和谐，是一种宇宙的、整体的和谐。《易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认为天道的大化流行，使万物各得其所，保持这种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地发展。个体的和谐形成整体的和谐，整体的和谐又有利于个体的和谐。和谐不限于人类社会，还包括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以不仅要推己及人，而且还要推人及物；不仅要成己，而且要成物；不仅要尽人之性，而且要尽物之性，因为人与万物是一体相通的。只有这样，才能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最终达到普遍和谐的境界。由自身而推到他人，再推到万物，最后达到与天地一体，这就是儒家走向和谐的路径。
儒家文化追求和谐，因而注重处理世界上的各种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对外在世界——包括人与自然——持一种接受和尊重的态度，这样才能与外在世界融为一体，在平等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相反，西方文化对待外在世界的态度则是决定与支配，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接受和尊重外在世界，从而与外在世界隔离，而在自身的世界中永远只有统一性和自我主义。西方文化阳刚有余而阴柔不足，缺乏一种宽容的美德和平和的心境。所作所为只能是偏、过，往往具有一种破坏性甚至毁灭性，所以才会在世界上引起那么多的冲突。儒家文化是刚柔相济的，既能积极进取，又能宽厚容人，所以能够达到中和境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民族，虽然国内和国外的冲突不断。但文明没有断裂，国家没有分裂，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和思想，应该说是居功至伟。这一切应该能对解决全球化中的文化冲突提供丰富的经验，并作出重大的贡献。
二
一切文化碰撞总会有紧张和暴力的成分，但为什么有些文化碰撞导致了文化的毁灭，而有些文化碰撞却没有产生这么严重的恶果呢?原因就在于碰撞双方的文化本性。全球化之所以引发了那么多文化冲突，甚至毁灭了那么多文明，是与西方文化的暴力倾向分不开的。反观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相遇时，不管对方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都能避免激烈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三家，虽然是以儒家为主，但释道两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也是不可或缺的。道家是中国本土的，佛教是国外传入的，但儒家都能与之友好相处。虽然三家不可能没有矛盾，但三家从本质上来说是相通的。三家各有特点、各有所用，能够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要，是能够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的，所以“三教合一”成为后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如魏晋时期道家和儒家思想合流形成了新道家——玄学，隋唐时期佛教吸收儒家思想形成了中国的佛教宗派——禅宗，宋明时期儒家吸收佛道思想形成了新儒学——宋明理学。尽管三家口头上可能互不承认，甚至相互攻讦，但三家之间的相互吸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三教合一”后来更成为许多人公开标榜的口号。
西方文化，作为一种高度发展和完备的文明，在近代冲破了中华帝国的闭关锁国之后，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儒学仍然向其学习，从洋务派到维新派，再到新儒家，学习的内容开始是科学技术，后来是政治制度，再后来是科学与民主，对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在此之前，中西文化就有过交流甚至融合，这主要发生在儒学和基督教之间。
基督教远在唐朝和元朝就曾两度传人中国，并且都得到了一定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不免烟消云散、忽焉消失，没有能够真正地进人中国文化，更不用说和中国文化融合了。基督教真正地影响中国文化是在明清之际第三次进人中国的时候。这段历史一般被称作“西学东渐”，因为随着基督教的到来，西方的哲学与科学也来到了中国，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和中国文化相遇了。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他的中国学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们拉开了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序幕。
利玛窦一到中国就发现中国和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为中国高度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所震撼。面对这样一个成熟的、异质的文化，他认识到，如果不能融入其中，自己将会一事无成，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从文化人手。他看到儒家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认识到要使中国人接受天主，必须与儒学相结合，于是他走上了一条“合儒”的道路。他学习中国文字，研读四书五经。并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这使他的思想深受儒学的影响。他深知孝道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因而他不反对中国的基督教徒拜天祭祖，也不反对他们祭祀孔子，因为祭祖、祭师都是孝的表现。他自己也身穿儒服，口吐儒家之言，他以“天”、“上帝”和“天主”通用，他的“天主实义”也是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利玛窦援引儒家经典来解说天主教义，深得当时某些儒家学者的心。他们认为他不但具有儒家风范，而且认为他的学说深契儒理，和中国古代的圣贤之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不同的只是语言文字、修行方法。他们认为利玛窦把关于天主的学说传播到中国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利玛窦绝不是像某些儒家学者开始所想象的那样，是因仰慕中国文化而来学习儒学的。采取“合儒”的文化和解政策完全是为他传播天主教义服务的。而某些儒家学者信仰天主也不是要用天主教义来代替儒家学说，而是从“补儒”的立场出发，试图通过吸收天主教义来弥补儒学的缺陷。
在这些士大夫们看来，天主教义是对儒家传统的一种注解。在他们谈论天主教义时，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既定的存在，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起着评价作用。天主教义只有和儒家思想相合才能被接受，而儒家士大夫则居于评判者的地位。他们把天主教当作一种道德改良的工具，认为天主教伦理比儒家伦理更实用。可以作为儒家伦理的补充而使儒家伦理趋于圆满。他们认为西方的宗教和科学对治理国家有用，但他们从未想过要把大明帝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他们思想的根基仍是儒学而不是基督教，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学习西方而最终超过西方。
“西学东渐”很好地说明，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如果没有决定性的思想上的妥协，是不能够调和的。如果利玛窦不采取“合儒”的策略，如果中国的士大夫不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这场文化相逢也不会有什么建设性的结果。尽管当时内外的客观形势不允许有一个中国化的天主教在中国各地出现，利玛窦和他的中国学生遭遇到了中西两方面的阻碍，最终都没能达到各自的目的，但天主教毕竟被暂时接纳到中华大帝国中来，天主教学说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达到了融合。
儒家的中和思想使其具有一种宽容精神。这种宽容，按照罗素的说法，“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象的”。欧洲人自认为是宽容的，实际上只不过是比起他们的老祖宗显得宽容一些，但在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各种压迫，并称不上宽容。相比之下，中国的立国之本是一种更为宽厚仁慈的观念。西方的基督教号称“仁慈”，但教会对“异端”的残害和“十字军”向耶路撒冷的进军，让人们看到的是它的血淋淋的残忍，而丝毫没有一点宽容的精神。儒家尽管也认为自己的思想是高明的，甚至是普世的，但它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在儒家看来，东方有东方的思想和宗教，西方有西方的思想和宗教；东西方文化虽然形态各异，但仍然是可以相通的。所以儒家并不强迫西方人接受自己的思想，更不会像西方文化那样借助洋枪洋炮来向世界推销自己的思想。儒家是通过完善自己来给世人树立一个榜样而影响世人，以使他们也趋向于完善，如《论语·季氏》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三
各种文化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尽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但从最终来说，文化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都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产生和存在的。在最终的目的方面，各种文化都是相通的。文化之间的不同，只是说明各种文化各有其特点，各有其用处，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能相互代替。所以，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高价值之下，各种文化是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从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儒家思想也认为，文化虽是多元的，但最终的理念是相通的，各种文化都是这一终极真理的体现。虽然形态各不相同，但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使人类安定祥和地生存下去。天地生化万物不是让它们相互争斗，而是要让它们和睦相处，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自然也应该是这样。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其中充满着差异和矛盾，但万物是能够共同存在而不相互伤害的，各种学说也可以并行于世而不相互冲突。各种文化应该既能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能相互吸收与融合，而不是相互排斥。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向其他文化开放，也应该向其他文化学习。合乎自己理想的吸收接纳，化为己用；不合乎自己观念的就不接受，但也让其自己发展。而不是去摧残和扼杀。如果能够了解这一点并照此去做，各种文化就能够和平共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
面对全球化的现实，各种文化必须要有一种全球意识，具备一种宽宏包容的精神。每一种文化首先要知己知彼，既要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要知晓别人的长处和短处，知道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样才能与之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如果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就会目空一切、自以为是，只看到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不顾世界的长远利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各种文化之间必然要产生矛盾，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
15世纪末，西方文化和市场经济一起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市场经济的扩张是为了从其他国家掠夺财富和资源，西方文化的扩张则是为了让其他民族接受西方的文明，而这一切都是以坚船利炮作后盾的。罗素曾说：“西方人到中国去无非三个目的：打仗、赚钱、传教。……这三种人——军人、商人、传教士都是强迫世界接受我们的文化，或多或少抱有强硬的态度。”这些话显然不仅仅适用于中国。西方人认为。把自己高度的文明带给其他民族是对他们的最慈善的举动。但罗素说：“这真是大错特错。”
从儒学的观点来看，西方人的做法违反了“和而不同”的原则。据《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不同的元素融合，事物就能生长发展，这叫做和；等同的因素相加，事物就不能生长发展。一个有新事物生成，一个则没有新事物产生，这就是“和”与“同”的不同所在。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文化之间有相互融合，就会促进文化的发展；文化之间没有融合，文化就会慢慢失去生命力。实际上，没有一种文明是能够永远不变的，现存的任何一种文明都曾受到过其他文化的影响，都是文明融合的产物。
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继承和时代的创新固然非常重要，但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罗素曾说：“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欧洲文化之所以现在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它能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的结果。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得益于外来文化因素的加入，其中在古代主要是佛教文化，在近代主要是西方文化。二者都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往往能够发出火花，激发人的灵感，从而导致文化上的创新。如果文化之间没有差异、没有碰撞，世界上就不可能出现如此多姿多彩的文化图景。对具体文化来说，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也会产生致命的后果，中国近代之前那种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景象该是多么可怕。西方文化的入侵，从一方面说确实给中国文化带来了灾难，从另一方面说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重生的机会。如果全球最后只剩下一种文化、一种文明，那不是人类的幸福，恰恰是人类的悲哀!
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趋势。按照儒家的普遍和谐的观念，每一种文明都是天道的显现，但都不是尽善尽美的，都在展开和完善之中。都需要参与到全球化当中来汲取其他文明的营养来完善自己，都要开放自己，容纳他人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再幻想去主宰其他文明，或者支配整个世界。西方文明曾经试图这样做，但历史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其他文明都应该引以为戒。如果每一种都文明都能以“保和太和”、“和而不同”的观念为指导，以平等的眼光审视自己、看待他人，以完善代替苛责，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和谐代替冲突，就能使不同的文明真正能够和睦相处、相互融合，而不会出现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所以，一种在全球化意识下多元发展的格局，应该是今后世界文化健康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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