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儒家之道的第二期
佛教赢得中国的接受以及它在中国的转化,包括引进、本土化、成长以及获取印度那种独特的精神性形式,这一过程持续了六个世纪。由于佛教的观念是通过道家的范畴而被引进中国,并且,道教又得益于借取了佛教的建制与仪式,于是,中世纪中国的精神动态就表现为以佛道两家的价值为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一种主导的思想力量,儒学的再次兴起就要包括两个方面:对佛道两家挑战的创造性回应,以及对古典儒学睿识富有想象力的再诠释和再获取。此外,唐朝瓦解之后,来自中亚以及后来蒙古的对于中国文化生存的巨大威胁,促使知识分子通过深化他们共有的批判性自我意识,来护持共同的文化遗产。为了丰富他们的体知和保存中国这一文明国度,他们探索了那使得儒学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传统的象征和精神资源。
天人合一的视域
宋朝在军事上不如唐朝强盛,地域上也比唐朝狭小,但是其文化的灿烂和经济的繁荣,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史无前例的。宋代的“商业革命”产生了包括繁荣的市场、密集的人口居住城市、精细的交通网道、戏剧表演、文学团体以及民间宗教在内的种种社会形态。直到十九世纪,这些形态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不变,以至于使得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naitotorajiro)将这一历史时期作为“现代”中国的开端。的确,宋代在农业、纺织、油漆、瓷器、印刷、海上贸易以及武器制造方面的技术进步,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无与伦比的。这表明了当时中国不仅在文化艺术方面首屈一指,而且在科技方面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贵族制的瓦解、刻印书籍的广为流传、教育的民主化、以及科举制的全面实行,产生了一个新的以读写流畅、社会意识和政治参与而著称的社会阶层——士大夫。诸如经学家胡瑗(993-1059)、孙复(992-1057),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王安石(1021-1086),文学家兼官员欧阳修(1007-1-72)、苏轼(1036-1101),政治家兼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以及形上学家邵雍(1011-1077)等等,这些士大夫阶层的杰出成员们为儒学在教育、政治、文学、史学以及宇宙论方面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在总体上,他们又影响了一种知识文化风范的发展,这一风范是由儒家伦理所塑造的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历史上所理解的作为道学谱系之建立的儒学复兴,可以通过从周敦颐(1017-1073)经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到朱熹(1130-1200)这一线琐得以追溯。这些思想家们发展了一种包容广泛的人文主义视域,这一视域将个人的修身同社会伦理、道德形上学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