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及其限度

作者：晋荣东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楚文字竹简。1998年5月，经荆门市博物馆整理、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校审的《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发行。几乎就在同时，5月2日，北京的一批学者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就郭店楚简中的早期儒家思想进行了首次讨论；5月22-26日，来自近10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在美国DartmouthCollege召开的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6月10日，《郭店楚墓竹简》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联想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至今尚未全部整理完毕并公开出版，郭店楚简在出土后所受到的“待遇”，不敢说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的。
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郭店楚简”如今几乎成了重写历史的象征，诸如下面所引的这些文字，在有关的论文中随处可见——“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杜维明语）“这次郭店的楚简，虽说数量最少，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也许价值最高。”（庞朴语）“郭店楚简的出土，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估早期儒家，而前期儒学发展史必定要改写。”（姜广辉语）
有见于此，本文试图对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及其限度略作阐发，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批竹简的情况。据说郭店一号墓曾经被盗，竹简亦未幸免一难。劫后竹简剩余804枚，出土时已散乱无序，经整理，共得13000余字，全部是有关思想文化的文字。根据墓葬的型制和随葬器物的纹样等证据，考古学家推定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上下。墓主属士级贵族，很有可能是墓中殉葬耳杯所称的“东宫之师”，也就是楚国太子的老师。

经整理，楚简所包括的典籍大致可以分为道家和儒家的著作。道家著作共计两种四篇，其中互不重复的摘抄本《老子》三篇、《太一生水》一篇；儒家著作有11种共14篇，它们是《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各一篇，以及《语丛》四篇。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虽有近于儒家的语句，但因其过分强调禅让，或许当划归纵横家；而四篇《语丛》，杂抄百家之说，疑为教学用书，与汉初贾谊《新书》中的《连语》、《修政语》、《礼容语》等篇有些相似。

自此，我们已经对郭店楚简有了初步的印象，但对其思想史的意义或许还不甚了了。不过，一旦将这批竹简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若干悬而未决的疑案联系起来，前面所引的那些美誉之辞也就不难理解了。

疑案之一：孔子与孟子之间的儒学发展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况？

据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子思名伋，孔子之孙，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故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是较为接近的两派。尽管《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由于《子思子》在北宋以后佚失，长期以来又没有别的材料可资利用，所以孔子与孟子之间百余年的儒学发展的真实情况始终未能得到澄清。如今随着郭店楚简所含儒家著作的整理出版，孔孟之间曾经失落的历史联系终于有了补足的希望。

就子思之儒的著作言，《隋书·音乐志》引梁人沈约之语，断定《中庸》、《表记》、《坊记》和《缁衣》皆取自《子思子》。沈约的时代，《子思子》正在流传，尚未佚失，故沈氏所说自然是有根据的。由此，《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缁衣》篇可以被认定为子思所作。有专家进而从子思“求己”的学术主旨与思想性格出发，根据《荀子·非十二子》对子思的批评并参考《中庸》一书，认定楚简《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性自命出》、《六德》、《唐虞之道》与《成之闻之》的前半部分，均为子思之儒的著作，代表了从孔子到孟子之间儒学发展的链环。

再就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主张性善说，而郭店楚简中《性自命出》一章所内含的心性论，正好构成了孔子与孟子之间所曾失落的理论链环。楚简发展了孔子的心性论，从天—命—性—情—道的逻辑结构来讨论人性的本质和作用，提出了命自天降、性自命出、情出于性、道始于情、性一心殊等命题，为《中庸》所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孟子性善说的出场，做了充分的思想铺垫。

疑案之二：《老子》一书究竟成书于何时？

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问题可谓千古公案：老子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子》成书于何时？抄本源流如何？太史儋就是老聃吗？这些问题在太史公那里就已搞不清楚，在古史辩中更成为了中心的话题。关于《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现代学者主要有三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