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峻
余英时先生在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以下简称《朱》）中提出：
朱熹有意将‘道统’与‘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在这个阶段，在位的‘圣君贤相’既已将‘道’付诸实行，则自然不需要另有一群人出来，专门讲求‘道学’了。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历史进入另一阶段，这便是孔子开创‘道学’的时代。宋代周、张、二程所直接承续的是孔子以下的‘道学’，而不是上古圣王代代相传的‘道统’。所以严格言之，朱熹笔下的‘道学’两字与后世通行的观念虽无大出入，但他的‘道统’一词却具特殊涵义，与宋以后的用法不能混为一谈。（三联书店，2004，第15页，下同）
谨按，“两个历史阶段”之说，可以追溯到韩愈的《原道》。在拈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之传承谱系之后，韩愈又说：
由周公以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亦引此句，其说当出自韩愈，余氏谓出自朱熹，恐非是）
这里所强调的“君”与“臣”、“事行”与“说长”的区别，正对应于余先生认为朱熹区分的“道统”、“道学”之别。韩愈的表述虽极简约，亦显然可见他对于周公之后“其事不行”，徒垂以空言的失落。联系《原道》上文对“先王之教”的向往和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可见韩愈对“道体”与“政教”关系的敏感性未必在朱熹之下。
又如程颢说：“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程颐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明道先生墓表》，《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胡宏说：“事本乎道，道藏于事。……禹汤文武成其功，孔子孟子传其学。”（《皇王大纪》卷一）陆九渊也说：“古者势与道合，后世势与道离。”（《象山语录》上）则“内圣”和“外王”在三代之后的分裂，乃是韩愈以降不少儒者的共识。朱熹也不例外，特别在和陈亮的论战之中有详细分说，此不赘论。余先生的独创之处在于将其与《中庸章句序》（以下简称《序》）中的“道统”与“道学”联系起来，并进而认为这两个词分别代表“内圣”与“外王”合一与分裂的两个不同阶段，以进一步阐发朱子旨在以“道学”约束君权的微言大义。但是这一论断的文本根据极不充分，相反，倒有若干相反的证据，表明在朱熹那里“道统”与“道学”乃是一体两面：“道”者周流天下，无“统”可言，“道统”即是“道学之统”，“统”以“学”而定，“学”依“统”而传。在朱熹那里，“道统”并无所谓“特殊含义”，相反，朱熹乃是较早在后世意义上使用“道统”一词的著作家之一，可以断言。
余先生之依据，主要为《序》中的若干表述。笔者初读《朱》时，亦以此为不刊之论，然而细读原文之后，不得不承认《朱》所言基本上是对原文的严重误读或曲解。为澄清问题起见，本文不避繁冗，特依次摘引该《序》全文，略分说如次，以期申明朱子原意。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按《朱》引该《序》首句，云：
朱熹为什么一方面说子思作中庸是‘忧道学之失其传’，另一方面又说‘上古圣神’有‘道统之传’呢？可见‘道学’与‘道统’必有一定的分别。（12）
按依通行之义，“道学之传”即为“道统”，“道统”以“传”而成，故说“道统之传”，乃是进一步强调“道学”传承的方面，以见子思作《中庸》之意义。然而《朱》所言，乃指“道学”与“道统”本为泾渭分明的两者，而原文绝不能支持如此强之论断。要之，朱熹用此二词或者出于侧重之不同，或者出于修辞之需要，皆有可能，不能就此认为道学与道统本为二物或两个阶段。然而《朱》中所论，毕竟为一种可能性，其是非允当与否，下文将详细剖析之。
《朱》又云，上古圣神，为三皇五帝之类，此皆德位兼备，以圣人而为天子者，故：
在这个意义上，‘道统’是‘道’在人的世界的外在化，也就是‘放之而弥六合’，内圣外王无所不包。所以‘道统’之‘统’与孟子所谓‘创业垂统’之‘统’是相通的。这是《中庸序》中‘道统’二字的确诂，毫无可疑。（13）
按，此说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即“道统”为自三皇五帝到文武周公之“上古圣神”所有，孔孟及以下无能传焉。所以对于这个道统，才可能从“创业垂统”一方面加以界定，并得出此二字的“确诂”。而此一前提，正是所要论证的结论，故此为循环论证，并无证明之效力亦明矣。
并且，在原文中，也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对于“道统”，不能作如是理解：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按，“其见于经”之“其”，显然是指代“道统之传”而言。故朱熹所言，至为明确，道统之传，即所谓“虞廷心传”者，为“执中”之教，与后世道学，虽有质文略详之异，然而并无根本差别。至于“外王”之事功，绝未包括其中。不能因为上古圣神，既有内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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