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述而不作”看儒家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

正如哲学诠释学所指出的，理解是人之基本的存在方式。而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之所以出现不尽相同的理解形态，又与各文化共同体所具有的不同的精神特质有着直接的联系。本文拟从孔子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述而不作”的叙述传统入手，从一个侧面对儒家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作一探讨。
“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是孔子的自我评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其字面意思是仅传述既有内容而不进行创始性的工作。但事实上，正如孔子的有关工作所显示的，在他对既有内容的传述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创始性的义涵。正如朱熹所指出的：“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克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这也就是说，孔子虽采取了“述”的形式，但却有着“作”的内容。因此，也可以把这种经典诠释方式称作“以述为作”。也正因为此，虽然孔子的有关工作在文本上的确是“皆传先王之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儒家文化的开创者，成为推进中国文化完成由原初阶段向成熟形态转进的中心开启性人物之一。正是以“述而不作”的形式，孔子挺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点醒了人们对作为自身内在本性的“仁”的自觉，为周初以来主要是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乐文化在人性本质的层面确立了内在根据，从而为中国文化发展成为以内在化的路向安顿人之生命意义为思想主题的成熟形态奠定了稳定的精神方向，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根本变革[1]。
孔子所开创的这一传统对日后儒家经典诠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述而不作”成为了其后儒家经典诠释基本的形式特征。换言之，孔子之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