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的作者时代及思想承传

《大学》从《礼记》49篇中的一篇，终至上升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最具思想影响力的儒家经典之一，它对儒家圣贤的遗教究竟有哪些继承和发挥？它在孔门后学中究竟属于哪个学派？它的文本究竟完成于哪个时代？以及它在历史社会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思想影响？理清或考定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大学》本身的价值乃至把握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不揣谫陋，拟在前贤时彦诸多谠论的基础上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大学》的思想渊源
以《大学》三纲领为旨归、八条目为进路的从主体终生不辍的德性修养到由近及远地成就其社会政治事功的大学之道，乃是儒家绍续往圣先贤之垂范而一以贯之的实践和学思传统。《尚书·虞书·尧典》所载“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正是大学之道的原始表述。而孔安国释“曰若稽古”为“能顺考古道而行之”，则表明帝尧修德行仁的立身从政方式，还有其更加久远的华夏初民生活渊源，此或即孔氏《尚书序》所谓《三坟》之“大道”与《五典》之“常道”的一脉相承。（注:本文在此不分今文、古文地引述《尚书》以及孔传孔序，乃是根据近年来李零、王世舜、杨善群、杨朝明、刘建国、刘义峰、张岩、离扬等学者关于《古文尚书》不伪的论证。
作为帝尧道统之后继者，虞舜同样是“氵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1］《尚书·虞书·舜典》；大禹是“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1］《尚书·虞书·大禹谟》；（注:孔安国释“文命”为“文德教命”。一说“文命”为禹之名。）商汤是“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1］《尚书·商书·仲虺之诰》；文王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1］《诗·大雅·思齐》，“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礻氏礻氏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1］《尚书·周书·康诰》；武王是“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1］《尚书·周书·立政》；周公是“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1］《尚书·周书·洛诰》。这种源远流长的德性政治实践传统也被二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