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现实型文学

关于《庄子》的文学类型，今人多以“浪漫”视之，其实并不尽然，《庄》书中有不少属于现实型文学的作品。本文拟就此进行专门探讨。

现实型文学是与浪漫型文学相对应的、侧重以写实方式再现客观现实的一种文学形态。与浪漫型文学表现性、虚幻性之特征大异，它的基本特征是再现性和逼真性。再现性指的是对客观现实的如实反映，它要求作家从客观现实出发，忠实于现实生活，对现实生活进行冷静观察和理智分析，真实地再现现实矛盾、人生景况和生活规律。逼真性是其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基本特点，是指以写实的方式，按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精确逼真的描绘。客观事物感性状貌和细节的真实，是它的基本要求。其叙述描写应尽量达到酷似对象，不变形不夸张，一般不应有完全脱离现实的虚构幻想。作者的主观感情和评价，应融化在客观叙述描写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1］

根据现实型文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发现，《庄子》中不仅存在大量众所公认的浪漫型文学杰作，而且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现实型文学珍品。《庄子》一书，旨在表现理想，但批判现实与追求理想往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对现实的不满、批判，是追求理想的基础和动力，并不断激发追求的热情和勇气；对理想的向往、追求，则更能洞见现实的黑暗、恶浊，引发人的反感、厌弃，从而增强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二者相辅相成，和谐统一，在《庄》书中几乎是同时并存的两大主题。只因《庄》书是由单篇文章和众多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寓言故事组成的，所以在拥有大量奇美的浪漫作品、闪射着奇幻耀眼的浪漫光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优秀的现实型作品，闪耀着绚烂夺目的现实文学光辉。

一、《庄子》现实型文学的存现形式和基本特征

《庄子》中不乏精彩的现实型文学作品，而且别具一格，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鲜明特色。下面就依次谈谈其存现形式、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庄子》中的现实型文学作品，大致有三种存现形式：其一是有一些比较完整的篇章。如内篇的《人间世》，外篇的《山木》、《骈拇》、《马蹄》、《月去箧》，杂篇的《让王》、《列御寇》等篇，虽然其中某些篇章也有一些虚构夸张的描写（如对栎杜树、商丘大木、支离疏的部分描写）和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如《马蹄》、《月去箧》中所谓“至德之世”，《山木》中所谓“建德之国”），但总体上是侧重反映现实的篇章，也写得比较现实。其二是散见于各篇的一些现实型寓言故事。如《逍遥游》中的“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不龟手之药”，《天运》中的“丑女效颦”，《天地》中的“汉阴丈人”，《至乐》中的“鼓盆而歌”，《秋水》中的“惠子相梁”，《达生》中的“桓公田于泽”、“东野稷以御见庄公”，《徐无鬼》中的“庄子过惠子之墓”，《则阳》中的“柏矩哭尸”，《外物》中的“儒以诗礼发冢”、“庄周贷粟于监河侯”等。这些故事，虽然也大多以奇见称，有的还灌注着一定的浪漫精神，但其内容比较真实，描写非常切近现实，没有多少夸饰成分，故以现实型论之。其三是一些现实与浪漫相结合的作品中包含着一定的现实成分。如著名的“庖丁解牛”及偻、梓庆、吕梁丈夫等人的故事，都是既有浓厚的理想色彩，又有真切的现实描写，其现实性是不容忽视的。上举《马蹄》、《月去箧》等篇的部分内容及《人间世》中的“栎杜树”、“支离疏”等章节，亦当作如是观。说起来，《庄子》浪漫型文学的存现形式，也是上述三种情况，与之相对应，只不过数量多少有所差异而已。

《庄子》中这些现实型文学作品，其思想内容是相当丰富深刻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和社会现实的黑暗恐怖。战国之世，诸侯混战，暴主恣肆，人民惨遭杀戮残害，社会极其黑暗恐怖。《庄子》许多篇章无情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深刻反映了这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幕。如《徐无鬼》篇痛斥魏武侯：“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许也。”“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者，其战不知孰善（有何好处）?”《人间世》开头一段揭露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不知何往）矣!”在《列御寇》篇，庄子把宋国比作“九重之渊”，把宋王比作凶猛的“骊龙”。《山木》篇写他穿着补丁衣服、破烂鞋子去见魏王，说这是“士有道德不能行”，“此所谓非遭时也”，并在魏王当面大骂当时的统治者是“昏上乱相”：“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徵（明证）也夫!”《则阳》篇“柏矩哭尸”的故事，还采用古今对比、颂古非今的手法，谴责当世君主：

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敢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

在这里，作者把人民伪、欺、盗的罪责归之于君，认为时君是陷民于罪、制造祸乱的最大罪犯，这实在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见解。《在宥》篇更描绘了一幅战争和暴政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社会画面：“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这无疑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高度概括和典型写照。它比同时代孟子所说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还要全面深刻，令人恐怖，比后世曹操反映汉末大乱悲惨现实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还要令人触目惊心。

庄子尤多关注在这黑暗恐怖时代知识分子和平民以下阶层的悲惨处境。《人间世》通过“颜回请行”、“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栎杜树”、“商丘大木和荆氏之木”、“支离疏”、“接舆之歌”等7则寓言故事，分别说明事君之难、使命之难、傅储君之难以及不材自全、材美自害、无用之用的人生哲理和处世之道，深刻反映了当时各种人物怎样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情景，特别是知识阶层“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的社会地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生存状况和“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的悲凉心态，“足以令人产生‘人间何世’的无穷感喟”。［2］其中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一则颇有代表性：卫太子“其德无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智）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颜阖被招去傅这样的储君，深感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惶恐万分，于是蘧伯玉不得不告诉他：

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

许多人以此指责庄子“混世”、“滑头”，殊不知，这是当时情势下迫不得已所能采取的最佳选择。透过这则故事，我们看到的不正是统治者的残暴、人间的恐怖和知识分子可悲又可怜的现实处境吗?

《山木》篇与《人间世》主旨相同，内容相似，可视为《人间世》的补充和续篇。所写8个故事，都有很强的现实性。尤其是“庄子行于山中”和“游于雕陵之樊”两节，更能让人窥见其现实背景。前者写庄子见大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又见雁以不材（不能鸣）见杀，于是说他“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但这样“似之而非”，也“未免乎累”，只有乘道浮游，与时俱化，“物物而不物于物”，才能真正无累免患。可见当时有材、无材及“材与不材”者都活得非常痛苦艰难。后则写蝉得美荫而螳螂伏其后，螳螂捕蝉而异鹊伏其后，异鹊贪利而庄周窥其后，庄周执弹待发而虞人逐谇亦随其后，可见世间危机遍伏，险象环生。联系《庄子》其他篇章可知，生活在这样的人世间，实在是活受罪，进不如退，生不如死，死了尚且有“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的乐趣。庄子把这样的人世间简直是恨透了!难怪他“宁游戏污渎之中”、“曳尾涂中”也不受楚王的重聘，难怪他妻死竟“鼓盆而歌”。尽管庄子把这一切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和处世哲学，但是触发其哲思的社会现实该是多么黑暗恐怖，不也昭然若揭、不难想见了吗?王先谦《庄子集解序》指出这都是“嫉时焉耳”，“其志已伤，其词过激，设易天下为有道，生殆将不出于此”。这话说得十分中肯。

2.猛烈抨击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及所尊奉的“圣人”。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一方面嗜杀成性，残民以逞，祸国殃民；一方面又标榜仁义，欺骗舆论，桎梏人心。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看穿“仁义道德”虚伪性、欺骗性和吃人本质的“狂人”。他在《月去箧》篇尖锐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说明所谓“仁义”，只不过是窃国大盗用以装潢门面，掩其盗贼之名，守其盗贼之身，“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徐无鬼》篇针对魏武侯“吾欲爱民而为义偃兵”的说法，亦一针见血地指出：“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庄子更从道的角度，认为“仁义”违背人的自然本性，残害、扭曲人性，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即所谓“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是统治阶级强加给人民的精神枷锁和心灵毒化剂，因而不遗余力地痛加挞伐。《骈拇》篇把仁义比作令人讨厌、恶心的骈拇枝指、附赘悬疣，斥之为多余有害的累赘，指责“自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也”?它使人迷失自我，身殉其中尚不觉悟仍自以为是，无论伯夷、盗跖皆残生损性，失其本真。目睹其为害如此之烈，作者不能不痛心疾首，严加攻击。《马蹄》篇以马为喻，谓马属性自然，只知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摩，怒则分背相踢”。及至伯乐以善治马自讠羽，施以各种约束：“烧之，剔之，刻之，名隹之，连之以羁马，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而且马也学会了“诡衔窃辔”等盗智，此皆伯乐之罪。同理，圣人提倡仁义礼乐以匡天下，禁锢并扼杀了人们的自由思想和个性，使民好智争利，变得奸诈诡谲，亦属罪大恶极。这两篇文章都巧妙设喻，反复痛斥仁义，强调人性自然，呼唤自由解放，痛快淋漓，具有极大的批判力量。《庄》书中批判仁义的篇章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仁义”是当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正统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础，庄子对仁义的掊击，意味着对统治阶级整个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否定。《月去箧》篇还进一步指出：“盗亦有道”，所谓“圣知之法”与盗贼之道无异，统治者窃国“并与其圣知之法”，“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一切文明成果都被他们窃取和利用，为“守其盗贼之身”服务。这就对当时的政治、法律制度及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否定。不仅如此，由于“仁义”和“圣知之法”来源于所谓“圣人”和文明，而这“圣人”和文明，在庄子看来，正是造成人性异化和天下混乱的总根源，因此他推崇老子“绝圣弃知”的思想，激烈地攻击“圣人”，把文明史上的杰出人物、儒家所尊奉的历代“圣贤”骂了个遍。《马蹄》篇云：“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月去箧》篇更认为“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他将“圣人”和“盗贼”相提并论，正如刘凤苞《南华雪心编》该篇眉批所言：“摇五岳笔，破鬼胆语”。《天运》篇假托老子说：“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在宥》篇借广成子之口，指责黄帝为“佞人”，不足以语“至道”，并斥责说：“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在《逍遥游》中，作者认为神人的尘垢秕糠犹能陶铸出尧舜，随后又不时将其贬斥、嘲弄。在《庚桑楚》篇，庄子还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这话多么警策!书中还多处写到孔子去见老聃，每每受到训斥，《盗跖》篇更借跖之口，骂孔子是“伪巧人”、“盗丘”。该篇还进而攻击“黄帝尚不能全德”，“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等。众所崇仰的圣贤，在庄子笔下，都被剥得精光，光彩顿失，尊严扫地，成了人所不齿的无耻之徒、罪魁祸首、糟粕之躯和虚伪小人。连带的，他在《在宥》篇还大骂自陷桎梏而高谈仁义的儒墨圣徒是“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把大小儒生描绘成“以诗礼发冢”的盗墓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之，庄子以其无比犀利的笔锋，抨击仁义，戏薄圣贤，剽剥儒墨，这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无异于砸其招牌，剥其外皮，揭其隐私，剖示其丑恶灵魂，并进而刨其祖坟，打击其社会基础，是在更深层次上进一步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彻底揭露、批判与否定。

3.对奸诈、贪鄙之徒的鞭笞、讽刺和对一般愚盲、可笑之人事的揶揄、讽谕。《外物》篇“庄周贷粟”一节，写庄周家贫，去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不愿借给，巧言推托说：“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子忿然作色，讲了个“涸辙之鲋”的故事，揭露其悭吝、虚伪、奸诈的面目，给予辛辣嘲讽。《秋水》篇“惠子相梁”一节，写庄子去见惠子，惠子却听信谣言，以为庄子是来夺他的相位，“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见到惠子，给他讲了个“宛鸟雏与鸱”的故事，将其相位比作“腐鼠”，狠狠奚落了一顿。《列御寇》中“曹商使秦”一节，更为精隽：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阝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招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曹商得意忘形，去笑话庄子，没想到是背着鼓寻槌，自讨打挨，被庄子骂得狗血淋头，挖苦得无地自容。从此，曹商被贴上“舐痔得车”的标签，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篇还有个类似的故事：“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庄子”，庄子说他是乘骊龙睡着而侥幸窃得其珠，“使宋王而寤，子为齑粉矣!”不仅非常鄙夷和不屑，且如刘凤苞《南华雪心编》该篇评语所说：“试不测之威以侥幸一得者，自矜创获，而不知已蹈危机，读此当通身汗下”。另外，庄子还描写了诸如“宋人资章甫”、“丑女效颦”等故事，对其盲目、愚蠢行为也有所讽谕和批评。

4.对现实中一些正面人物的颂扬和表彰。《庄子》中的正面形象，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理想化的形象，如神人、大鹏、哀骀它等，属浪漫文学范畴；一种是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形象，如庖丁、匠石、支离疏等，既可归之于浪漫型文学，亦可归之于现实型文学；一种是现实型的形象，自属现实型文学范畴，如老子、庄子和部分篇章中的孔子，《天地》中的汉阴丈人，《让王》中的子华子、列子、原宪、曾子、颜回、公子牟等。这些现实型的正面形象，都有一些奇行异节，作者的描写也很逼真，但是除了老子、庄子、汉阴丈人等少数人物外，多是庄子哲学思想的传声筒，具有概念化、类型化的特点，性格有些雷同，似不及浪漫型文学中的神奇人物那样神采奕奕，缥缈动人，也不及其现实型文学中的反面形象个性鲜明，形象生动。

《庄子》中的现实型文学作品，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第一，它突破了此前散文的纪实传统，善于对现实生活进行综合、提炼、加工、概括，开创了新的更加艺术化、个性化的写实手法；第二，非常注重客观感性状貌和细节的逼真；第三，出色的讽刺艺术；第四，尖锐、犀利、深刻、风趣的话语风格。这些拟在下文结合其开创性贡献具体讨论，此处从略。

综上可知，《庄子》的现实型文学作品，在内容上以批判现实为主要特征，是典型、深刻而彻底的批判现实文学；在艺术上亦焕然一新，开创了新的写实手法和讽刺手法，形成了独特风格。这在中国现实型文学发展史上都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和贡献，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下面将就此继续讨论。

二、中国现实型文学创作的拓源者

中国的现实型文学源远流长，从原始歌谣的自发咏唱，到《诗经》时代的自觉创作，从甲骨卜辞的简单记录，到《国语》、《左传》的繁复记叙，现实型文学沿着诗、文两条途径向前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创作传统和一整套写作手法。但是，从春秋中叶诗不见载到战国后期“奇文郁起”的楚辞出现之前，诗歌处于消歇状态，其现实性传统暂时中断。而散文方面，在《庄子》之前，还处于记言、叙史和语录体的阶段，都属于纪实的范畴，又受正统思想意识、美学观念和散文艺术本身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不少方面存在着严重局限。庄子在吸收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开拓创新，不仅开创了散文领域的浪漫文学，而且对中国现实文学做出了划时代的巨大开拓和贡献。

首先，庄子开创了散文领域非纪实性的现实型文学。《庄子》以前的散文，基本上是纪实性的。作为官方文告和史料汇编又侧重记言的《尚书》、《国语》自不必说，就是由孔子、左丘明这样的良史之才独自撰著的《春秋》、《左传》，虽微言大义，暗含褒贬，或叙史生动，踵事增华，有一定的主体精神和文学价值，但严格地说，它们主要属于历史记录，而非文学作品，只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典型化手法作了些选择、剪裁式的加工，很大程度上仍受史实的局限。《老子》、《论语》、《墨子》等一家之言的著作，基本上是人物语言的真实记录，属语录体，是记言体的发展而已，又多抽象说理，虽有一定的文学性，但主要还是理论文的滥觞，亦非真正的文学作品。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虽以善辩、善譬、富有气势和个性著称，文学价值较高，但也没有脱尽语录体的形迹。因此可以说，当时散文领域的现实文学，尚处于以纪实为特征的相当初级和原创的阶段，只是为写实性现实文学的产生打下了一定基础，做了各方面的比较充分的准备罢了。“其学无所不窥”的庄子，将哲学与文学巧妙结合起来，使之浑然一体，同时，或者是吸取了《诗经》和民间文学中士民的现实精神与艺术手法（尽管庄子对儒家崇奉的《诗经》未引一字），将其引进、移植到散文领域，并与传统纪实的某些手法相结合；或者是以其浪漫精神对传统的纪实手法加以改造，并与之相结合；或者是由其寓言文体和寓言手法所决定而适当吸取纪实性散文的某些手法，从而突破纪实传统，开创了散文领域以写实为特征的真正的现实型文学。

所谓写实，并非对生活作流水账式的、原封不动的纪录和摹写，而是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使主体与客体相融合，对生活有所选择、提炼、综合、加工和典型化的反映和描写，它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从而更艺术化个性化地反映现实，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庄子笔下的社会现实及人物故事，显然已不是生活的确切纪录和原样照搬，大都经过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再创造。如前举“庄子行于山中”和“游于雕陵之樊”两则故事，前者写庄子昼行山中见大木以不材终其天年，晚宿故人之家又偏偏遇见雁以不能鸣叫被杀；后者写螳螂捕蝉而异鹊在后，鹊贪螳螂而庄周在后，庄周执弹而虞人在后，事实上恐怕都未必那么凑巧，应该是作者在主题思想的统领下，对生活素材进行筛选、过滤、剪辑、拼接、联缀、整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提炼、综合、加工、概括和典型化的结果。其余现实型作品，大概也莫不如此，因而都给人一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感受，成为真正的艺术品。这种依循现实逻辑、生活规律，寓主观于客观，自觉地有意识地对生活真实进行艺术概括和改造（包括虚拟）使之成为艺术真实的写实摄真的再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庄子在这方面的成功实践，使中国现实型文学实现了从纪实到写实的巨大跨越，无疑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意义。
与此同时，庄子也非常注重客观感性状貌和细节的逼真。读《庄》书的现实作品，庄子“槁项黄馘”，“衣大布而补之”的肖像，“忿然作色”的表情，“箕踞鼓盆而歌”的动作，“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的心理，特别是他那充满智慧、极具个性化的语言，无不逼真传神，使人过目难忘。其他像庖丁解牛的动作声响，监河侯的奸猾口吻，曹商的狂妄语气，儒生的卑劣言行，汉阴丈人“抱瓮而出灌，扌骨扌骨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忿然作色而笑”的情景，子贡受丈人喝斥“卑陬失色，顼顼然不自得”的神态，人物的一颦（丑女）一笑（庄子等），一“嘻”（文惠君）一“吓”（庄子），这些形形色色的细节描写，也莫不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连描写野猫、黄鼠狼的动作习性：“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也栩栩如生，充满生活气息；形容马之性情喜怒，亦“曲尽其态，虽画笔之工，曾不是过”（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马蹄》总评）。正因此，闻一多称庄子为“写生的妙手”。［3］

由此可见，庄子开创了真正写实性的散体现实型文学，使散体现实型文学发生了实质性的飞跃，代表着现实型文学的发展方向，为之开辟了广阔道路和发展空间，因此可称之为非纪实性散体现实型文学之祖。

其次，庄子开拓了批判现实文学的新天地。如前所说，《庄子》的现实型文学以批判现实为主要内容，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往也有不少批判现实的作品，如《诗经》“国风”中反映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丑行的怨刺诗，“二雅”中贵族官吏文人针砭时弊忧患时局的政治讽谕诗，历史散文中揭露批判无道君臣和不肖之人的篇章，都属此类。但是，《诗经》的民间作品，只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式的自发揭批；贵族官吏文人的政治讽谕诗，是站在维护宗法制度和王朝利益立场上的有限揭批；《国语》、《左传》等历史散文，更是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下或者在儒家思想框架内对社会现实和历史人物、事件的善恶褒贬，揭露批判，它们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保留性，根本不可能触及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现存制度的本质、要害，更谈不上对现存制度的怀疑、批判和否定。相反，除《诗经》民歌的自发批判外，竟然都是以维护现存制度为基本前提的。因此，以往的批判现实文学，还都是浅层次的、有限度的、不彻底的。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论略》言庄子“每多愤世嫉邪之谈，又喜欢讥诮出名大户”，不仅深刻揭批黑暗恐怖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揭露奸贪小人的丑恶嘴脸和愚盲之人的可笑行为，而且追根究底，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对现存制度及造成人性异化的全部文明史，对创造文明、鼓吹仁义以残害人性、奴役民心的古圣今贤及其徒子徒孙，对现实社会违反道义的一切，进行了最尖锐、最深刻、最彻底，毫无限制和保留的揭露、批判和否定。因此，《庄子》的现实型文学，不仅是典型的批判现实文学，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尖锐、深刻、彻底的批判现实文学，是现实型文学的前所未有的极大深化和拓展。它把现实社会砸了个稀巴烂，骂了个一塌糊涂，翻了个底朝天，犹如呼啸的狂飙、汹涌的怒潮、惊天动地的雷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出了否定正统文化、埋葬现存世界的强烈呼号和愤激呐喊，奏响了思想革命、个性解放的反抗乐章和叛逆号角。——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批判现实文学之父。

在讨论有关问题时，人们总喜欢将庄子、屈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彰显各自特点。笔者曾撰文就庄、屈的浪漫文学特征作了比较，这里再就其对待现实的态度及批判程度说几句。我们知道，庄、屈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人格范型，屈子是“抗争加忠贞型”的人格，庄子是彻底叛逆型的人格。因此，屈子一方面批判现实，一方面又忠于君国；既怨恨君王的昏庸糊涂，抨击社会的恶浊混乱，又对君主和宗国深情眷恋，念念不忘，因而他对现实的态度是矛盾的，批判是有保留、不彻底的，大致与《诗经》中的贵族文人作者相仿佛，没有超出太多。而庄子对现实的态度是完全否定的，批判是毫无保留的、最彻底的、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这不仅前无古人，后世除曹雪芹、鲁迅外，也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或超过。屈子关心现实，忧国忧民，为变革现实而前后奔走、上下求索的热情为庄子所不及，而庄子与现实彻底决裂，对现实的深刻揭露、彻底批判和全面否定则为屈子所不及。 

再者，庄子开发了讽刺文学园地。讽刺性文学作品在《诗经》中即已出现，《魏风·伐檀》、《邶风·新台》、《小雅·青蝇》和《宾之初筵》等，都颇有讽刺性。但这种讽刺又都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颇有局限性，而且没有形成显示作家创作个性的统一风格。散文方面，《国语·晋语九》的“董叔欲为系援”，《左传·宣公二年》的“华元督城”等，也可谓精彩的讽刺小品，但这些史书比较郑重，尤其《左传》承袭“春秋笔法”，故此类作品很少，不成大观，而且程度有限，与其说是讽刺，不如说是幽默。由此可见，在孟、庄之前，虽有讽刺作品，但都不足以称为讽刺文学。讽刺文学是与百家争鸣时代的寓言文学同步产生的，尤以《庄子》寓言和其后的《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中的寓言最为突出。寓言多是讽刺性的，不过庄子寓言的概念比较宽泛，其讽刺性寓言，主要是那些描写反面或否定性形象的篇章。由上文所论可知，《庄子》现实型文学最大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就在于对反面和否定性形象的描写和讽刺，因而也就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讽刺文学，表现出高超的讽刺艺术。作者的讽刺手法多种多样，有的是运用白描手法以突出对象自身行为的滑稽、矛盾，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如“狸犭生”、“儒以诗礼发冢”；有的是运用巧譬谲喻进行讽刺，妙趣横生，如“涸辙之鲋”、“舐痔得车”；有的是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讽刺，褒贬分明，如“不龟手之药”、“宛鸟雏与鸱”、“小雀与大鹏”、“井蛙与海鳖”；有的是直接奚落、戏弄，如对尧、舜、孔子的嘲讽，还有的是通过对人物的改塑、变形，使其自打嘴巴，自我讽刺，如有时将孔子打扮成道家人物批判其儒家学说，就极具讽刺意味。作者还能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态度和讽刺方式，对资章甫而适诸越和善为而不善用不龟手之药的宋人，是含蓄而善意的讽谕；对孤陋寡闻、浅薄无知、夜郎自大的小雀、井蛙，是委婉而巧妙的调侃；对奸诈、贪鄙之徒，是尖刻、冷峻、辛辣的嘲讽；对君主和所谓圣人、儒徒，是激烈攻击、无情挖苦和随意戏薄。这些讽刺作品，又都具有统一的话语、风格特色：从容、自如、犀利、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有这些，都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创立与成熟、讽刺艺术的提升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可誉为我国讽刺文学之父。

综上所述，《庄子》的确是中国现实型文学的伟大拓源者。它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开拓和贡献，主要取决于作者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同时也与作者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体验密不可分。庄子不是避世，而是超世，他跳出人世，站在宇宙之源即道的角度来看人世，“就像跳出庐山，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一样，“才能将人世放在宇宙的整体上去理解，才能将人世放在宇宙发展的长河中去感受，才能将人世看得全面，看得透彻”，［4］从而深刻认识到这人世的丑恶、龌龊和违背道义。对这样的现实人世，庄子不是漠然无为，而是积极有为，进行了大胆、深刻、彻底而又淋漓尽致的批判，其强烈的批判精神是显而易见、无人可比的。刘凤苞曾就《天道》篇指出：此篇“从无为勘出有为”，“复从有为归到无为”，“可见庄子并非扫却有为，致落玄门窠臼也”（《南华雪心编·天道》总论）。尚永亮更精辟指出：庄子“并非消极的无所有为”，而是“积极的有所不为”。［5］如果他一味无为，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仅有深刻认识和批判精神还不够，还要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体验。从《齐物论》对“风”的描写，《逍遥游》对“杯水芥舟”、“狸犭生”的描写，《养生主》对“庖丁解牛”的描写都可看出，庄子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可谓至细至深，穷形尽相。正因此，他才能“笔笔写出，心细如许”，从而披荆斩棘，开拓出中国现实型文学的全新境界。

三、对后世现实型文学之影响

《庄子》现实文学的诸多开创性贡献，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首先是庄子开创的非纪实性散文的写实传统，可以说影响了后世所有的散体现实型文学。后世同类散文直接取法、仿效《庄子》，如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苏轼的《方子山传》、陆游的《姚平仲小传》等，自不必说；后世的轶事小说、笔记小说、笑话及其他现实小说，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笑林》以至《金瓶梅》、《红楼梦》等，也莫不受其写实手法的启发和沾溉；［6］就是后世的史传散文，在选材、提炼、综合、组织和典型化方面，也受益匪浅，使得历史人物形象描写的艺术因之大幅度提升。有趣的是，成书于秦汉之际的《战国策》，也在纪实的基础上有所虚造浮夸，而其中“庄辛说楚襄王”一篇，写庄辛通过蜻蛉、黄雀、黄鹄、蔡圣侯之事连类取譬，层层设喻，讽谕楚襄王，“见得世界中不论是物是人，无大无小，俱在危机中过日，好不惊悚!”［7］这与《庄子·山木》中“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的主旨和写法颇有类似之处，很可能是庄辛或该书作者受《庄子》影响所致。那么，《战国策》与《庄子》的关系也很值得研究。

其次，庄子大胆强烈的批判精神及其杰出的讽刺艺术等，给了历代现实文学作家以极大的思想启迪、精神鼓舞和一定的艺术滋养，给了他们反抗叛逆的勇气、力量及相应的某些手段、方法。汉初贾谊的政论文，指陈政事，尖锐直率，揭露时弊，痛快剀切，从其《服鸟鸟赋》推知，都与《庄子》的影响分不开。史圣司马迁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庄子一脉相承，他在《史记》中暴露了历代帝王，特别是汉代帝王、当时昏上乱相的丑恶面目，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骄奢淫逸、争斗倾轧的丑恶行径，暴露了贪酷之吏残害人民的罪行和儒林诸生迂腐卑琐的丑态，同时歌颂反抗暴秦的英雄，表彰刺客游侠，这和庄子“掊击圣人，纵舍盗贼”之类的做法如出一辙，明显受其影响。正统史学家班固曾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等，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司马迁的叛逆性，亦透露了其深受大叛逆者庄子影响的某些信息。同时《史记》的讽刺艺术，亦与《庄子》的影响不无关系。汉末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具有浓重的庄影。他认为“德政不能救世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揭露当时“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的社会风气，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把罪责完全归之于皇帝，把批判的矛头大胆指向皇帝，且坚定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文末又附二诗，以秦客的愤激批判和鲁生的安命哀叹作结。全文从思想到文风，无不浸透着庄子的色彩。魏晋之际，嵇康、阮籍受庄子批判现实精神的影响尤深。嵇康公开宣称：“庄周，吾之师也”，针对司马氏的篡权阴谋，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轻唐虞而笑大禹”；在《太师箴》中，他还直斥历代君臣，大胆激烈地否定历史，批判现实，义无反顾地进行抗争。阮籍比较软弱，不敢与司马氏正面冲突，但其《大人先生传》，不仅高扬老庄自然之旨，批判名教礼法的虚伪，而且还对君权的合理性提出大胆怀疑和否定：“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他将君权制的罪恶暴露无遗，极力抨击，其思想的激烈程度“并不比嵇康逊色”。［5］阮籍《咏怀诗》“洪生资制度”一篇，嘲讽矫揉造作的伪善儒生及礼法制度，亦深受庄子影响。盛唐时代的歌手李白，受庄子批判现实精神和艺术的影响也颇为直接明显。“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怀仙歌》）；“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古风》二十四），“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十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著名的诗句，与庄子反映现实的散文旨趣相通，极为神似。韩愈的文风笔势颇多摹仿庄文之迹；其“不平则鸣”更是对包括庄周在内的历代贤才创作心态和精神的深刻总结，也启发和激励了韩愈自己的不平之鸣，从而以其现实性时代性很强的诗文鸣于中唐。白居易晚年庄、禅双修，多闲适之作，其中像“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木雁一篇须记取，致身才与不才间”（《偶作》）等诗句，反映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深刻认识与反思，显然是受庄子影响所致。唐末罗隐以擅长讽刺小品出名，其作品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8］其中《英雄之言》一文，把“盗贼”的窃玉帛和“英雄”的取国家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指出“牵于饥寒”的“盗”是民，而“救彼涂炭”的“英雄”才是真正的盗。显而易见，其思想内容和讽刺艺术皆脱胎于《庄子》。苏轼、辛弃疾一些现实性的作品，也深受庄子影响。如苏之《行香子》、辛之《卜算子·用庄语》，都化用《庄子》中的文句、典故以排遣苦闷，表达现实的人生态度。明代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徐渭等人标举“童心说”、“性灵说”等，究其渊源，皆与庄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否定天理、肯定人欲、批判现实，表现人纯真的自然本性的作品，莫不与《庄子》现实型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息息相通。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思想，勾勒出一幅儒林百丑图，是我国最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其批判精神和讽刺手法皆远绍《庄子》，与之颇有渊源关系。伟大的现实型小说《红楼梦》，对封建思想、制度和封建末世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刻、彻底的批判和否定，追根溯源，乃与《庄子》的影响密切相关。书中强烈的叛逆思想，对社会人生的深透认识，以及浓厚的悲观、虚无、梦幻色彩，无不烙印着《庄子》的痕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亦受庄子的影响极深。他的《狂人日记》深刻揭露了仁义道德“吃人”的本质，这与历史上第一个看穿此道的狂人——庄子的启迪影响绝难分开。他那对“国民性”及其根源的深刻解剖、认识与批判，与二千年前庄子对人类病症病因的高妙诊断、慧眼看穿和深刻剖示异曲同工，遥相呼应；他那否定旧文化、摧毁旧世界的强烈“呐喊”，与庄子异代同怀，前后相承；他那尖锐、犀利、极具穿透力的文笔，也与庄子十分相似，继往开来。郭沫若曾经指出：“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中的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庄子的反映，无论是顺是逆。”［9］鲁迅自己也承认：“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10］不难看出，庄子作为我国批判现实文学和讽刺文学的宗师，影响极其深远。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59-161.

［2］顾易生.庄子的散文艺术与思想［j］.复旦学报，1980（6）.

［3］闻一多.庄子［m］∥闻一多全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287.

［4］王德有.以道观之——庄子哲学的视角［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0.

［5］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21.74.

［6］刘生良.庄子——中国小说创作之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

［7］胡怀琛.古文笔法百篇［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10.

［8］鲁迅.小品文的危机［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75.

［9］郭沫若.庄子与鲁迅［m］∥郭沫若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53.

［10］鲁迅.写在《坟》后面［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