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强势文明的向外输出，西方哲学不断对弱势民族的思想意识形态构成话语霸权，甚至是超级话语霸权。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被迫接受并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本土哲学当然也未能幸免于被宰制、被误读的命运。中国哲学开始陷入长期的失语状态，它无法用属于自己的并具有悠久历史的话语系统表达自己的思维理念。在西方哲学的世界里，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欧洲表述了亚洲。欧洲是强大的，有自我表述的能力；而亚洲则是虚弱的，不能表述自己，而只能被西方所表述。西方世界听不到中国哲学的声音，即使能够听到仍然只是被西方人改造过的所谓中国哲学。
作为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实际组成部分，儒学当然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主要表现为，在国外，儒学被翻译成西方文字之后，使得西方人只能够在他们的语境中理解儒学，儒学被曲解、误解的可能性也在增大。而在国内，一方面，儒学的经典著作出现了大量的现代汉语译本，越来越多的国人无法直接通过古籍原典而接触儒学，解读儒学。另一方面，在业内，儒学被来源于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想所诠释，不论是否属于儒学自身的思维内容（西方的、宗教的、文化的或别的什么）统统塞进儒学的大口袋里来，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西方飘来的任何一派思想、一种思潮都可以在儒学的领地上随意耕耘一番。儒学的主体精神面临着失落、缺位的危险。
于是，在富有责任心、使命意识或担当感的儒学研究者那里，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深刻焦虑，即用西方哲学的理路来诠释中国儒学，极容易导致要么是片面强调哲学的普遍性而压低了儒学，要么是片面强调儒学思想的特殊性而抬高儒学。连牟宗三的哲学创作都难以在这二者之间维持一种合理的张力，在一般的儒学研究者那里就更显得更为艰难了。始终为目前儒学研究者们所无法承受一个事实是，他们时刻为之奉献的事业竟然是一个既背离了儒学的思想传统又得不到西方哲学家认可的思想怪物。这足以让他们的理想追求陷入窘迫并感到尴尬。儒学的失语状况固然有必要予以纠正，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纠正。在目前中国的儒学研究者内部，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便有不同的路径选择。
一、“汉话汉说”与“回到思想史”
面对儒学的失语状况，一些儒学研究者从纯洁儒学话语系统、追寻原始化儒学研究的主观愿望出发而主张“汉话汉说”，乃至从儒学的哲学探索中直接撤回而退居到思想史研究中去。我们已经闻到了一股“去哲学化”的气息。所谓“汉话汉说”及“汉话胡说”之类的观点与主张已呈现出诸多不适切性。因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已经很难对中国人及其存在方式做所谓“汉”、“胡”式的鉴定与划分了。一切呈现都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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