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论语》

作者：彭国翔
如果说对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经典是《圣经》,那么,影响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地区最深者,恐非《论语》一书莫属。

无论是作为五经之一还是四书之一(当然也是十三经之一),《论语》这部反映孔子思想的最早结集,毫无疑问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最为重要的经典。古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如果不单纯从政治艺术的角度来理解,其实是指:《论语》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充分涉及“治天下”所必须面对的宇宙、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也正因此,中国历代最优秀的知识人几乎无不为《论语》所吸引。但是,从二十世纪初的“打倒孔家店”到六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再到八十年代的“河殇”,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几乎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人也一度成为对自己的传统和经典最为陌生的民族。

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反传统之后,中国人终于又开始意识到自己民族经典的重要性了。有趣的是,曾经让中国人如此熟悉的自家经典,当经历百年的解构之后重新进入广大百姓的意识世界时,却俨然成为一个完全的新生事物,以至于以现代的口语稍加解释,经由媒体宣传推广,不但普通大众,就连大学生这类一般知识阶层的群体,也同样感到“受用”无穷。一方面,这说明经典毕竟是经典;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中国人看来的确是“抛却自家无尽藏”(王阳明诗)太久,以至于完全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论语》几千年来曾经为历代知识人反复研读、解说,不仅广大儒家知识人耳熟能详甚至可以信“口”拈来,其中的道理也长期为一般老百姓“日用而不知”。

据东汉赵岐(一○八——二○一)《孟子题辞》,公元前一三六年,汉文帝即设《论语》博士。其后,两汉之间,仿效《论语》体例而作的著作有扬雄(前五三——十八)的《法言》,批评包括《论语》在内儒家经典的有王充(约二七——九七)的《论衡》。在此两端之外,出现更多的则是对《论语》的注解和诠释。譬如,公元前五三年张禹(?——前五)校订《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