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先师，一生致力于礼乐文化的传播事业，无论是兴办私学，广收门徒，还是周游列国，传经布道，都体现了其兼济天下的宏愿。但在当时大变革的时代，没有人能够采纳孔子的主张。孔子一生很不得志，晚年归于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倾力整理六经，是在宏愿未就的情况下的重要举措，而这一行为既规范了儒家经典，也规范了中华文化。
六经中的《诗经》在春秋时期称为《诗三百》，亦称为《诗》。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这段话包含两层含义，一、上古传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二、三百零五篇，孔子皆乐正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对于前者，后人颇为质疑。归纳起来，理由如下：
其一、《诗三百》的定数问题。《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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