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上,人们是把庄子视作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者的。这是一般的定论,诚然,老子和庄子有明显的师承关系。庄子运用老子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进行哲学思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庄子又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我们过去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庄子的语言和文体上:他的文辞确实是太优美,太富丽堂皇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以一个杰出的文学家来看待庄子,把庄子的成就看作是以奇诡夸张,汪洋恣肆的文辞来传播老子的思想,使这玄而又玄的哲学变得可亲近可触摸,就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庄子在思想高度上是可以与老子等量齐观的。老子和庄子,他们共同完成了道家的理论基础。有老无庄,有庄无老,都不成其为我们所知道的道家。所以,搞清楚老子和庄子的差异还是一件有着积极意义的事情。我认识,老子和庄子的差异主要还在于他们的体道方式上。
一.“周守藏室之吏”与漆园小匠
庄子和老子一样,是对"道"有直接的深刻体悟因而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悟道之人。然而,庄子与老子相比,他对道的信仰更为坚定热忱。因为他体道的条件更为艰难。老子尚有可"守",无守则还可走;而庄子生来就无处可"守",也无处可走。只有靠自己去建,去求。这是大环境。倘论小环境--一个人的具体处境,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吏",这个官职的地位和权利可不算小。据《天道》篇中所叙,孔子问道与老聃,去造访的目的是为了要老聃推荐,使自己的书能为周藏室所收藏。那时老子已经"免而归居",退休在家了,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叫孔子为达目的,先要去走他的门路,可见在位时权势之尊。
而庄子,当时却是是一个漆园小吏,两者的地位可谓天壤之别,而且他的生活窘迫,在书中历历可见。《外物》篇中就有他到监河侯那里去借粮遭敷衍搪塞的故事;《列御寇》中记了两则相似的故事,有人去游说国君,得到了很多赏赐的车辆,到庄子面前来显摆羞辱他;《庄子》书中所记的得道高人,有很多是受到人间酷刑,被砍去腿的,还有受到疾病的折磨,无力求医的,又又霖雨十日,就断了生计,饿得气息破促,差点死去的。。。。从这些感同身受的描绘中,可以想见庄子的处境;而庄子时代生存竞争之激烈,人与人之间倾轧的变本加厉,更是远远超过老子时代。
《秋水》篇中写到,惠子在魏国当宰相,庄子去见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周此番是想取代你的官职。惠子一听就紧张起来,派人在都城里搜了三天三夜。搜到后怎么办?书中没有说,但从与惠子同国的庞涓妒贤忌讳能,残酷迫害同学孙膑,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事情来说,庄子当时的生命可说是很危险的。此事以庄子大胆找上门去,当面说清而化解,两人不打不相识,后来成为密友,但这件事本身还是能充分说明,庄子的处境比老子要艰难得多的多。
物质上一无所恃,单要依仗精神力量去构筑乐园,在一般的世人眼里,无疑是像与风车作战的唐吉柯德,或者惯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此情此理古今相同,让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庄周先生在两千多年前所遭受的世俗的压力,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二."守"与"求"
下面我们就具体的看下老庄体道方式的具体不同,并简要分析一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部《道德经》,反复阐述了一个"守"字。这个"守"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如:"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道常无名,朴虽小,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能自化"。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简,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2、柔弱:
如 :"柔弱胜刚强"。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江海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3、"不争"与"无为"。
如:"多数不如守中"。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道长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为学日损,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抱朴","柔弱","守中""处下","不争","无为",老聃先生将"消极"(以其本来意义)的妙用极尽渲染,真可谓苦口婆心。
而到了庄周,却一反老聃的低姿态,以高亢的声调,向我们描绘了一幅超经验的恢宏境界:"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极言其大,而后通过蜩与学鸠对鹏的非议,从反面来衬托鹏的志向高远,得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结论,热情颂扬"积极"的求道精神。
鹏飞南徙是一个鲜明的象征,突出了整本《庄子》里贯穿着的"求"字。庄子讲的是记载的传说,哪怕他对此传说确信无疑,终究不是他的经验,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上来就及其隆重的退出鲲鹏,调动种种手段,以求先声夺人的强烈效果。这说明庄子在这一形象上寄予了多么深的感情和意义。
与之张扬形成反差的是老子的平稳谦和的叙述语调,老子所说是有其经验根据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圃。吾何以知众圃之状哉?以此。"老子明确地指证,他知道这一切,是凭着自己的切身 体验,是跟着感觉走的。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说的非常谦虚:"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对这先天地声的混成之物,到底叫"道"还是叫"大",还是叫别的什么,老子并不认为自己体证到了就取得了话语权,觉得完全是可以商量的,全然没有庄子那种"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咄咄逼人的锋芒。
老子那种谦和的语调,与他宣扬的"处下""无为"的体道精神是完全温和的。庄子信奉的道,和老子所说的道,在义理上是一回事,为什么在体道方式上,会有这么明显的不同,以至于看上去似乎是截然相反的阴阳两极?
我想可能有两层原因,即他们的所处环境和立论角度的不同。
首先,老庄二人所处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在前面也提到过一些。据《史记》记载,老子主要生活在周景王时代。那时候 礼崩乐坏的程度虽然已很严重,但老子心中的理想王国--"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华夏的大地上还有其现实的模式存在,并不完全是乌托邦,故而老子提出"守",就是拒斥现实强大的物质诱惑,保持清净淳朴的精神状态,而老子又身处东周首都,在周朝王室的图书馆当官员,首都是风暴中心,反显得格外平静,诸侯纷争,兼并称霸,都没有给这里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图书馆又与直接的政治机构隔了一层,更加与世隔绝,为老子作这种政治遐想提供了相对适意的小环境。也许老子晚年看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归于破灭,自己的哲学在中华国土上几无实现之望,于是就西出函谷关,到关外去寻找合道的人文环境去了。
比老子晚生了二百年的庄子,虽心仪于道,却再无幸看到合道的人文环境,天下滔滔,人们为名利所趋,乐颠颠的求索奔忙,何处还有净土,哪里还可退守?理想王国在现实中不复有影子可寻觅,只有运用精神力量去营造,去追求,但人们一叶障目,耽于眼前的物欲,不知道,不相信,不理解得道的美妙。因此庄子要浓墨重彩,夸张铺陈,使恍兮惚兮,不可言说的"道"变得美轮美奂,有巨大的吸引力:同时,尖锐的抨击沉湎于物质享乐的庸俗心态,以激发人们求道的热忱。其次,老庄二人立论的角度也不同。
老子开天辟地,所要建立的是道家哲学的基础立论,从基础理论发展出来的应用理论,,而只是基础理论的自然例证。"柔"守""处下"是本来就有的自然状态,老子只是从基础理论角度来阐发这些状态的优越性,以及不合道状态的陋劣性,而庄子则是从基础理论中找到证据,告诉人们修道的次第,层次和境界,以及修道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和歧路,也就是要具体展现求道的过程。老子论的是道之本有,应守;庄子说的是道之非亡,可求。这两方面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立论的不同又可归结为所处环境的不用。但前面论环境是从论者角度着眼的,而这里论环境,则是按"方便说法"的原则,从受众角度来考察。在老子孔子的时代,民心比较淳朴,诸侯兼并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影响,所以人心思定,留恋过去"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秩序,故而来自采用了质朴亲切的低调,保守的姿态,来宣扬自己的哲学;而到了庄子的时代,社会的变动不仅是负面影响,也给许多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有许多人一夜之间脱颖而出,出将入相,所谓:"子之泽,五世而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人心思变,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得到认可,文辞越来越夸饰,越来越具有鼓动性。在世人眼里了不得的功名利禄,在庄子这样的悟道者看来,就像蜩与学鸠的自满自夸一样可笑可怜。《庄子》开篇就做"大小之辨",是因为非作此惊人之语,不足以警策后人,去冲破名利的藩篱。
三、从"不争"到"辨"与反对经世致用
更为不易的是,环境迫使庄子不仅要变守道为求道,更要变"不争"为"辨",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大小之辨"也。但是他严格 清醒的掌握着这个度。此"求",此"辨",是在纯粹的精神领域中,岂但绝不翼望,而且是坚决反对借助国家行政力量来使"道"发扬光大,全面开花,这样的推广,必定导致异化;信仰一旦与权利相结合,讲会产生与真善美完全相悖的可怕后果,这正是庄子的见识高于孔孟,管墨等的地方。就凭他在变"守"为"求",变"不争"为"辨"的过程中,保持了道家哲学形而上的纯粹性这一点,他就有资格与老子同列为道家的创始人。
庄子中张扬的是一种真正的乐观精神,真正的浪漫主义,这绝不可与自我安慰,自我麻痹,自我妄想的精神胜利法同日而语,这是一个对"道"有了深入真切的感悟以后的人,内心充实,坚定欢愉,坚持在不为世人理解的环境下,特立独行,著书立说,以他的人格力量与才华,使"道"在民众的心目中熠熠发光,即所谓"小隐在山林,大隐在市井",在世间求出道之道,变世间为出世间。社会的发展离"小国寡民"的素朴环境越来越远,更需要鹏飞远徙的求道精神。
从表面上看,庄子的传道热情似乎还要超过老子,但这是从表面现象来说的。从实质来说是不能做这样的比较的。之所以比较老庄之不同及原因,主要还是为了强调庄子求"道"的价值,而非抑老扬庄。这一点是要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