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从先秦时期起，儒家以克己复礼的个体修养和博施济众的淑世情怀为旨归，渐次确立起儒学以天人话题讨论为基本架构的学理品格。然而，随着汉代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消亡，加之外来宗教的传入与兴盛，儒学一尊的崇高地位随之长久动摇，思想史开启了一派三教抗衡的繁荣局面。在鼎立的三教中，尽管儒学几百年来倡导的礼乐教化已在中国本土深深地扎下了根，然而在这一时期却显得暗而不彰。直到唐初以《五经正义》编纂为标志的经学重整，再到中唐以后古文运动兴起，儒学才缓缓走上复兴之路。
回顾思想史，儒学之所以在三教的反复角力中处于下风，实因儒学一直在佛道之间谋求生存空间：儒学既以天人关系作为基本架构，故从未否认世界的客观现实性；既以克己和博施为旨归，故其始终坚守自身信念、珍视价值关怀。这本是儒家思想之特出处，然而放在三教互动这一特定历史境遇中审视，不难发现前一特征与道教一致，后一特征与佛教相似。由此，儒家的天人之学似乎就显得不那么直接而纯粹。加之对价值的关切必然要求儒者在此真实不妄的世界中有所作为、有所担当，势必又意味着在现实的经世济国中面对政治形势有所下调屈从，以致渐行渐远，甚至有脱离儒家本旨的危险。中古史上“士族”到“势族”的蜕变就是其惨痛后果的明证。（第227页）[1]更重要的是，就学理而言，汉代儒学有关天人关系的讨论因其过重的信仰意味在理性审视下显得过于粗陋；而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天人相分”的自然朴素观点尚且在儒学传统中不占主流，更何况所面临的是弥漫着浪漫精神的中古时代，自然更加不合时宜。总之，在三教鼎立局面中，传统儒学天人哲学的魅力显得远逊于更重形上建构的佛、道二教。此种种弊端既是儒学之所以在三教鼎立中式微的症结所在，又是儒学复兴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要之，儒学要重塑自身的正统地位，就必要冲破汉代经学的藩篱，谋求建立更加富有深刻内蕴并凭借理性做出细致分疏的高度哲学化的新型天人之学。
这一时期的儒学重构起始于深怀儒家正统意识和担当感的知识分子们，初步完成于北宋五子。在此进程中，越来越多有识见的儒者意识到必须要充分吸收佛道二教的魅力来提升儒学的学术品位。其中最迫切的是对本体论、心性论和功夫论的渴求。理学（注:本文中所言及的理学概念如无特殊说明，皆指我国宋明时期作为主流哲学形态的新儒学。为行文方便起见，对于狭义的程朱“理学”，加引号区别之。）初创时期的很多思想家都经历了一番“泛滥佛老，返于六经”的学路历程，这深刻地说明了中唐以后儒学复兴进程经历的由对佛老外在冲突性的批判到内在借鉴性的吸收的深刻转变。当然，仅仅依靠吸取佛老二教的思想成果远远不能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新儒学必然要求新的儒家经典体系。作为这一要求的回应，传统上作为训诂考据对象的五经体系地位下降，蕴含心性义理的四书成为这一时期的儒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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