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论语》研究的勃兴及成因

作者：唐明贵
摘　要：有宋一代，《论语》研究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注解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论语》学进入了所谓的“宋学”时代。其成因与统治者推行的尊孔重儒的政策、儒家道统的确立和四书学的兴起、义理之学的兴盛及儒家学者从哲理层面对佛、道思想的吸收融合有关。 
关键词：宋代 《论语》研究 大发展 成因 
伴随着儒学主体地位的重新确立，宋代的《论语》研究较之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论语》研究的数量大增，而且《论语》的注解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论语》学进入了所谓的“宋学”时代。 
一、宋代《论语》研究的勃兴 
唐代以降，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作为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依据的儒学也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新形势呼唤新理论的诞生。而鉴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必须通过创造性解释来完成。因此，许多硕儒名士纷纷著书立说，希冀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解释，来重建儒学的合法性依据之地位。于是有“四书”及其注释书的出笼，有《论语》及其注释书的大发展。 
第一，《论语》研究数量大增。汉唐时代，研究《论语》的专著见之于著录者共约百余部。其中隋唐时期，由于《五经正义》的出笼，统治者垄断了经典的解释权，致使《论语》研究走向衰落，近四百年才有12部著作问世。而在两宋时代，仅仅三百多年，见于著录的《论语》研究专著，据《宋史·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补》和朱彝尊《经义考》计有250余部，比以前所有时代《论语》研究数量的总和多出了一倍多，是隋唐时期《论语》研究数量的21倍。仅从著述的数量来看，就可窥见宋代《论语》研究之盛况，是汉唐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两宋时期的主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了阐发己见，重树儒学的雄风，大都有《论语》注本。如周敦颐有《论语》，王安石有《论语解》，苏轼有《论语解》，程颐有《论语说》，张浚有《论语解》，李纲有《论语详说》，胡寅有《论语详说》，朱熹有《论语集义》、《论语详说》、《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张拭有《癸巳论语解》，薛季宣有《论语少学》、《论语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