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经济伦理思想探微

孔子一生主要是在“求政”，真正从事的纯经济活动不多，只是任“委吏”时耐心细致、精于账目，曾使“会计易”；尽管他“罕言利”，但并非不言“利”，其积极入世的参政情怀和济世抱负决定了他要密切关注社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重视人们的利益，本着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的目的，他提出了“义以生利，利以平民”[1]（成公二年）、“见利思义”[2]（先问）、“因民之利而利之”[2]（尧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惠则足以使人”[2]（阳货）等一系列“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3]（p79），这些思想对后世的经济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一、生产劳动伦理观 

恩格斯曾指出：“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每个阶级，甚至每个行业，都各有个的道德。”[4]（p236）孔子虽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但受“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1]（恒公二年）及“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圈，牛有牧，以待百事”[1]（昭公七年）”等思想的影响，加上孔子自幼喜好“礼”、“乐”文化，对周公更是顶礼膜拜，宗法等级观念在其脑海里自然是根深蒂固。这些都决定了其对体力劳动持鄙视的态度，就连对自己年少时从事体力劳动的评价也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吾不试，故艺”[2]（子罕），言外之意是自己年轻时地位低微，又没做官，所以会做那些下等人干的技能；在教育弟子时也带有这种偏见，当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2]（子张）毕竟在孔子看来“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2]（卫灵公）可见孔子根本不认同弟子去学那些下等人做的事情，认为学好了安邦治国之道就自然会有老百姓替自己种庄稼，为政者只要讲求道义，正当之利就会随之而来，实施了德政仁治，四方之民都会争先恐后地去搞生产。正如子夏所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2]（子张）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点，也初步奠定了后世重视脑力劳动而轻视体力劳动的伦理基础，于是许多读书人都把读书求仕奉为神圣的职业而对生产劳动充耳不闻，结果常常导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2]（微子）的窘态。 

当然，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富国裕民目的，对于个人求富而从事的合符道义的生产劳动，孔子还是认同的，基于“四海穷困，天禄永终”[2]（尧曰）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只所以恶也”[2]（里仁） 的理性认识，他本人也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2]（述而）再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泰泊）、“不义而福且贵，于我如浮云”[2]（述而） ，毕竟“君子义以为上”[2]（阳货）“君子义以为质”[2]（子张）、“君子谋道不谋食”[2]（卫灵公）。至于生产劳动对为政者的治国安邦策略的影响，孔子有独到见解，他深知“小人怀土、小人怀惠”[2]（里仁）、“小人下达”[2]（宪问）、“小人穷斯滥矣”[2]（卫灵公），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土地和物质利益，如不能解决人们经济上的实际问题，实施德政仁治只会是空谈，毕竟“惠则足以使人”[2]（阳货），于是他提出了以“先富后教”的治国论，基于“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颜渊）的理性认识，孔子要求为政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颜渊）、“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因民之利而利之”[2]（尧曰），只有有效地组织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充分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百姓才有富裕的可能，富裕后再对其进行教育才会有效果，毕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5]（p355）。“教民”使得老百姓的道德素质提高，树立了正确的求财致富观——君子好财、取之有道，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 
二、交换伦理观 

孔子的交换伦理观可以追溯到其对子产“市不豫贾”[3]（p67）的交换伦理思想的影响，他尤其赞赏子产“为政以宽”，称子产为“惠人也”[2]（宪问）、“有君子之道四焉”[2]（公冶长）。对子产在商业交换活动提出的自由平等的伦理原则更是大加推崇，故当鲁国的大夫臧文仲设置“六关”以阻碍商人的自由贸易时，孔子就认为这种行为“不仁”[1]（文公二年）。孔子的学生子贡特别精通做生意，常“废著翥财于曹、鲁之间”[6]（货殖列传），于是“家累千斤”[6]（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对其也是倍加赞赏，并把他的商业行为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安贫乐道”行为作比较，“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忆则屡中。”[2]（先进）在这里他改变了以往理想主义的格调，感慨道德高尚并不一定能带来物质财富，他本人“周游列国”也是经常接受子贡的赞助，司马迁曾评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6]（货殖列传）从生存的现实出发，他赞同子贡经商致富的生存之道。《孔子家语》中也记载了孔子重视西周以来“市廛而不税，关饥而不征”的重商传统，提出了“关饥市廛皆不征税”的主张。这些观点都是有悖于中国传统社会中“重农轻商”常规的，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胡寄窗先生对此的评价是：“在中国，与战国后期以来二千多年中极端轻视商业的流行观点相比，却是很突出的。”[7]（p43） 

“信”是孔子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推崇的原则，更是为政者实施经济管理，换取民心重要手段。于是他要求为政者恪守“谨而信”、“敬事而信”、“言必信，行必果”、“信而后谏”、“信而后劳其民”[2]（子张）等诚信戒律，指出“信”的重要性在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2]（为政）。尤其是“信”在为政治国方面的作用，他谈到了三个条件，即“足兵、足食、足信”，指出一个国家宁可不要军队和粮食，也要讲诚信，即首先去“兵”，再去“食”，而不可去“信”。原因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颜渊）；为政者诚实守信更为重要，因为“信则人任焉”[2]（阳货）、“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2]（子路）。为政者若讲诚信，就会换来人们信任和真情，这就是德政仁治的良性效应换来的物质利益无法达到的效果，真不失为“信”以生利。当然，“信”也是“义”的表现形式之一，这实际上是“义以生利，利以平民”[1]（成公二年）的交换原则在为政治国方面的伦理体现。正如宴子谓恒子所言：“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皅利生孽。”[1]（昭公十年）事实上这些观点也没有违背商品流通中的经济原则和价值规律，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是能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的。鉴此，孔子特别强调在交换过程中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2]（先问），只有“义然后取”，才能“人不厌其取”[2]（先问）。否则，“放于利而行，多怨”[2]（里仁）。可见，在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里，伦理是经济的目的，经济只是实现伦理的手段，伦理重于经济，属典型的经济伦理化。这些思想一直影响到后世“儒商”的经营之道，当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了其独到的理念。 

三、分配伦理观 

孔子把“富国教民”当作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在分配问题上，他从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出发，主张按“名”配财，即社会财富的分配必须与等级、名分相符，不能违背礼制的原则和范围。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行，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则民所错手足。”[2]（子路）他依据“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把社会财富按“名”分配看成是能否缓和阶级矛盾、减少人际纷争、维护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对于“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的违“礼”现实，孔子极度愤慨：“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2]（先进）毕竟季氏富于周公本来就违反了名分，而冉求还替他搜刮民财，也有悖于他的“敛从其薄”[1]（哀公十一年）主张，当时的民众本来就相当贫困，季氏还不停的搜刮民财的话，更会导致社会财富极度不均，从而导致社会混乱。 

虽然孔子信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2]（颜渊），但基于“贫而无怨难”[2]（宪问）和“小人斯穷滥矣”[2]（卫灵公）的现实，他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当季氏将伐须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季氏）在此，孔子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的观察，已经意识到了民众的普遍心理——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民众而言，固然需要“富之”、“教之”，但重要的是贫富均匀可满足民众的心理平衡，而实现社会的安定。于是孔子认为，君子面对“贫”可以“安贫乐道”，没有怨言；面对“寡”能够“安命守礼”，但小人是做不到的。依据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2]（卫灵公）而且“不均”、“不安”也是道义所不容的，它们是社会动乱不安的根源所在。“有国有家者”如果财富分配均匀了，就没有贫穷；境内和平了，就不会感到人少；境内平安了，就不会有政权倾倒的危险。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孔子在财富分配问题上的具体解释，说明了他已认识到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导致了贫富不均，并由此引发了阶级矛盾，造成社会动乱。虽然“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不能和“均贫富”思想相提并论，但却为后世“均贫富、等贵贱”思想的出现奠定了伦理基础，同时也激发了后世许多仁人志士批驳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在这些问题上是孔子独具慧眼的，他看到了贫富不均带来的社会弊端，同时也为后世英主明君的统治策略的制定和调整、维护社会稳定也提供了一剂良方。的确，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思想在后来的农民起义的口号中就得到了应证：从陈胜、吴广起义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发出，经钟相、杨幺的起义口号“均贫富、等贵贱”震响，到李自成的起义口号“均田免粮”疾呼，再到近代太平天国的起义口号“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震撼，都充分暴露了贫富不均带来的社会重症所在。 
四、消费伦理观 

受“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伦理观的影响，孔子的消费伦理观主要从缓和阶级矛盾着手，面对统治阶级穷奢极侈的挥霍，而广大人们缺衣少穿的社会现实，孔子疾呼统治阶级戒奢尚俭，回归到“礼、乐”规范的限度之内去。对统治阶级的消费标准，孔子提倡“克己复礼”，主张用“礼”来限制，像季氏“八佾舞于庭”、“旅于泰山”；“三家者以《雍》彻”；管氏与邦君比，亦“树塞门”、亦“有反坫”，便会受到孔子的谴责和唾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2]（八佾）当然孔子这样的态度是出于维护“礼”的立场，他希望统治阶级适当的克制消费欲望，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他亲临目睹“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希望为政者“度于礼，施取其后，事取其中，敛从其薄。”[1]（哀公十一年）可见孔子是主张为政者消费时要依“礼”而行，而且要合乎德政仁治的道义要求。在守“礼”的原则问题上更是不能有丝毫马虎，像子贡欲去“告朔之礼”，孔子的批驳是“尔爱其羊，我爱其礼”[2]（八佾）。即使是对自己的爱徒颜渊死后无棺材下葬，孔子也是没有卖掉大夫应该坐的车子而去买棺材埋藏爱徒。当然面对社会财富极度分配不均的现实，出于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需要，孔子一方面希望为政者降低消费标准，回归到“礼”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也向君子积极宣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2]（学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2]（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2]（雍也）的消费伦理思想，用安贫乐道去引导他们安于现状，达到保持社会稳定的目的。但君子“安贫乐道”思想的作用是双重的，它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在贫富不均的宗法等级社会，它一方面淡化利益冲突、缓和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引导了人们走向命中注定的误区，麻痹了人们的斗志，让他们安于现状，自觉接受统治阶级教条。 

总体而言，孔子在消费方面是尚俭的，作为富商的学生子贡对其的评价是最有说服力的：“夫子温、良、恭、俭、让而得之。”[2]（学而）“俭”就为其中之一。司马迁也提到孔子“政在节财”[6]（孔子世家）观点。虽然在社会地位提高后他个人生活上有“锱衣羔裘，素衣硏裘，黄衣狐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2]（乡党）等习惯，但在政事（主要是礼仪制度活动和施政活动）中都是提倡节俭的。“礼，与其奢也，宁俭”[2]（八佾）、“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2]（子罕）、“节用而爱人”[2]（学而）、“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2]（述而）、“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2]（泰伯）足以说明孔子是提倡节约的。当然，孔子的“俭”也是有原则的，到了吝啬就不可取了：“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2]（泰伯）胡寄窗先生对孔子的消费伦理观有个精辟的概括：“俭不违礼，用不伤义”[8]（p93）。当然，这一思想对于今天消费观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规范某些行政人员用公款吃喝玩乐的“行政失范”行为，更是一剂良方。[7] 

纵观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从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富国安民的立场出发，要求一切经济活动依“礼”而行，合“义”而动；以“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为经济伦理的底线，以“德政仁治”为手段，达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的政治目的，从而实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先进）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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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志刚.论语通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唐凯麟，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周瀚光，等.管子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罗伯中.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伦理原则[j].求索，2006，（5）.

[8]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简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姚　电（1955－），男，宜春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学、思政教育；

涂平荣（1974－），男，宜春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