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是《论语》《孟子》学的形成、发展时期。从汉到唐，众多学者对《论语》《孟子》进行了各种训释与阐发，《论语》《孟子》学得以不断发展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唐《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汉代的《论语》《孟子》学及其特点 

汉初，许多儒家典籍纷纷复出于世，其中亦包括《论语》、《孟子》。正如马宗霍所云，由于汉代儒家经籍传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因而“从其文字言，则有古今之殊；从其地域言，则有齐鲁之异。”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版.西汉时流行的《论语》传本主要有三种：古文《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为鲁恭王坏孔子宅时所得，《汉书·艺文志》著为二十一篇，篇次与《齐论语》、《鲁论语》不同，以汉代不再通行的古体文字书写。鲁《论语》为鲁人所传，《汉书·艺文志》著为二十篇，篇次与今天所行《论语》相同；《齐论语》为齐人所传，《汉书·艺文志》著为二十二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二篇，且其余二十章中，章句亦颇多于《鲁论语》。《汉书·艺文志》曾谈到齐、鲁两种《论语》的流传情况，何晏《论语集解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在此基础上又更为清楚地记述了齐、鲁、古三种《论语》在汉代的传授、整理、注解情况，从中可见汉代《论语》学发展的大致线索。 

西汉时传《古论语》者唯孔安国一人，但其《训解》后世不传。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而世不传”。皇侃《论语义疏序》亦云：“《古论》为孔安国所注，无传达其学者。”由于《史记》、《汉书》均未提及孔安国注《论语》之事，其《训解》亦仅见于何晏《论语集解》所引，《隋书·经籍志》及新旧《唐书》均不载，清人陈 《论语古训》、沈涛《论语孔注辨伪》、丁晏《论语孔注证伪》皆以为伪作。 

西汉时传《鲁论语》者有龚奋、夏侯胜、韦贤、韦玄成，萧望之等人，皆各自名家；传《齐论语》者有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庸生等。此外，西汉末年还出现了兼习齐、鲁两《论》的学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张禹（?——公元前5年）所作的《安昌侯论》二十一篇，即为以《鲁论》为主而兼采《齐论》之作。皇侃《论语义疏》中引刘向《别录》云：“晚有安昌侯张禹，就（夏侯）建学《鲁论》，兼讲《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汉书·张禹传》中也有明确记载：“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为《论语章句》，最后出而尊贵。”张禹治《论语》，不再拘囿于《鲁论》、《齐论》门墙，择善而从，这是汉代《论语》学史上的一大突破，对《论语》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张侯论》的这一特点，再加上张禹地位尊贵，其《论语》注面世后，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浸微”。邢《论语注疏序》，《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55页，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此后，东汉包咸、周氏等均治《张侯论》，并为《章句》列于学官，《熹平石经》即采用此本所刻。 

东汉时，传《论语》者有马融、何休。马融（79—166），字季长，右扶凤茂陵人。《后汉书·马融传》称马融注《论语》，何晏《论语集解序》中亦称：“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但其书早已佚失。何休（129—182），字邵公，精于《公羊春秋》。《后汉书·何休传》称其“训注《孝经》、《论语》”，《后汉书·儒林传》称其注训之作“皆经纬典谟”，多述已见，“不与守文同说。”其书亦早已佚失。 

东汉末，以郑玄注《论语》为标志，汉代《论语》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郑玄（127—200），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字康成。他遍注群经，立言百万，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有鉴于经今古文两家各立门户，壁垒森严，意欲打破界限，融合经今古文学。其《论语注》以《鲁论》为主，兼采《齐论》与《古论》，择善而从何晏《论语集解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都有此说.但王国维根据敦煌《论语郑氏注》残卷分析，郑玄注《论语》，以其篇章言则为《鲁论》，以其字句言则为《古论》，并未以《齐论》校正.由此王国维疑当时《齐论》已罕传习.参见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观堂集林》第一册卷4，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不复于经今古文之间横生分别，自成一家之言，亦成为汉代《论语》学的集大成之作。《论语注》行世后，曾产生很大影响。皮锡瑞称：“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宏闳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皮锡瑞《经学历史》卷5，《经学中衰时代》第149页，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 

《孟子》在汉代属子书，但是其地位却明显高于其它诸子书。据赵岐《孟子题辞》称，孝文帝时，曾将《孟子》置博士，至汉武帝罢传记博士后，始不立学。由于此事不见于《史记》、《汉书》，历代学者多怀疑恐非实有其事。见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40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版.但事实上，《孟子》一书在汉代的确颇受人注目。学者讲学，往往征引《孟子》之言以阐明经义。赵岐说：“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焦循《孟子正义》中还列举了不少具体的例证：“《孟子》虽罢博士，而论说诸经，得引以为证。如《盐铁论》载贤良文学对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郑康成注《礼》笺《诗》，许慎作《说文解字》，皆引之。其见于《史记》、《两汉书》、《两汉纪》……亦当时引以明事之证。”焦循《孟子正义》卷一，第17—18页，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甚至在奏疏中，也往往引用。王充还专门作《刺孟》，非议《孟子》。此外，汉代治《孟子》者也不乏其人。《中兴艺文志》曾载扬雄所注《孟子》。但由于旨意浅近，在当时已疑为伪作。东汉时期注《孟子》的除赵岐外，见于《后汉书·儒林传》的有程曾、见于《吕氏春秋·序》的有高诱，见于《隋书·经籍志》的有郑玄、刘熙。《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群经概论》第2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增订版.这些学者的注《孟》之作，多已亡佚，至今仍然比较完整留存的只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及《题辞》。

赵岐（约108——201），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人，少通经学，多有述作。赵岐对《孟子》予以很高评价，其《孟子题辞》称《孟子》“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在赵岐看来，《孟子》涵盖了天地间万物之理，无论是帝王公侯、卿大夫的社会政治活动，还是人们守志厉操的道德修养活动，只要遵循《孟子》，就会有所成就。这一评价从社会政治及道德修养活动的角度对《孟子》的作用与价值加以强调，反映了赵岐对《孟子》的推崇及努力提高《孟子》地位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已经把孟子与孔子、《孟子》与《论语》相比拟，称“孔子自卫返鲁，然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乃删《诗》定《书》，素《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问利国，孟子对以仁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这种比拟，实际上大大提高了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成为宋初以后孔孟并称的先声。 

赵岐《孟子章句》在治学方法上亦很有特点。其文句笺注简要，释文通达，不重训诂名物而侧重于义理阐发，与汉儒常用的注经方法颇有不同。《四库全书总目》谈到这一特点说：“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征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四库全书总目》卷35，《经部·四书类一》，《孟子正义十四卷》，第289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这一评论，颇为允当。赵岐注《孟子》，因事制宜，不过多纠缠于名物制度训解，而着重阐发其中义蕴，使之脉络贯通。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与许多汉代注经之作的繁芜琐细比较起来，赵岐《孟子章句》具有删繁就简的清新之气。 

赵岐《孟子章句》在其它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其优点。今人董洪利先生指出，赵岐注文在训诂方面保存了不少古义。如《孟子·梁惠王上》中“为长者折枝”一句中“折枝”一词，赵岐解为：“折枝，按摩，折手节解罢枝也。”意即按摩等解除身体疲乏的动作。考之古人，这一解释，非常准确。而后人因不明古义，往往望文生义，做出了各种错误解释。如果赵注佚失，则探究此类词汇的本义，就会困难得多，可见赵岐之注在保存古义方面功劳非浅。此外，赵岐注《孟》用功颇深，力求领会《孟子》本意，做出了许多独到的解释，某些解释往往比后来的解说者更能准确表达《孟子》原意。参见董洪利《孟子研究》第166——16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当然，《孟子章句》中也有不少疏漏纰谬、值得讨论之处。在名物训诂方面，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错误。董洪利先生曾谈到，赵岐训《孟子·万章上》中“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一句中的“痈疽”为“痈疽之医也”，训《孟子·告子下》中“孙叔敖举于海”中的“海”为“海滨”，即为望文生义。实际上，“痈疽”为人名，“海”则泛指边陲荒远之地。参见董洪利《孟子研究》第169——17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指出了其它方面一些“纰谬殊甚”、“比拟不伦”之处。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35，《经部·四书类一》，《孟子正义十四卷》，第289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更为遗憾的是，赵岐对《孟子》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哲学、伦理思想，不能深刻地领悟，仅仅依据字面意义做出一些肤浅浮泛、不得要领的解说，对《孟子》思想的精髓缺乏体认与把握。这使得《孟子章句》缺乏思论思维的高度，显得粗浅疏陋。 

尽管如此，《孟子章句》的学术价值仍然是值得肯定的。阮元在《孟子注疏校刊记序》中说：“赵岐之学以较马、郑、许、服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训诂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籍是可推。”正因为如此，赵岐《孟子章句》在《孟》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孟》学的发展亦产生了较大影响。后人在注《孟》时，对其成果多有引述。朱熹在作《孟子集注》时，对赵岐之说很少掊击，其中的人名、字义，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都袭用赵岐之说。据台湾学者黄俊杰先生统计，在《孟子集注》中，朱熹征引或因袭赵岐注说达580次。参见黄俊杰《儒家传统与文化创新》第57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因此，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赵岐《孟子章句》虽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开辟荒芜，俾后来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四库全书总目》卷35，《经部·四书类一》，《孟子正义十四卷》，第289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总的说来，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时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这些著作尽管还存在种种缺陷，但也为后来《四书》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 

《论语》《孟子》学及其特点汉末，儒学由盛转衰，呈现出不可挽回的颓势。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是玄学大盛，名士们弃礼法、贱名检，寄托心神于老庄，清谈蔚为风气，成为思想界的主要潮流。随后是佛学泛滥，上下著信，几乎有欲取儒学而代之之势。在这一时期，儒家虽然在与佛道的互相斗争与融合中不断发展，但已经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儒家经学的发展亦呈现出新的特点。就《论语》《孟子》学而言，这一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有人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玄学、佛学思想影响的印记，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 

三国时期是《论语》学的定型期。当时，对《论语》进行注释解说的有魏国陈群、王肃、周生烈、王弼、何晏及吴国程秉、张昭等。其中程秉、张昭之书分别见于《三国志·吴书》本传中载录，今已佚失。陈群、王肃、周生烈之书，何晏《论语集解序》云：“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之义说”，并在《集解》中采用其说。在当时的《论语》学著作中，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与王弼的《论语释疑》最为重要，在《论语》学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何晏（？——249），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平叔，少时即以才名，好老庄之言，为魏晋玄学代表人物。据《论语集解序》，《集解》为集体编纂，由何晏领其事。此书“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房玄龄《晋书》卷三十三，《郑冲传》，第993页，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保存了不少汉代《论语》注家之说，其中知名的有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陈群、郑玄、周生烈、王肃共八家，亦有不出于八家的其它说法。在《论语集解》的注释中，有些文字反映了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如解《论语·为政》篇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引用包氏之注“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又如解《论语·雍也》篇中“仁者乐山”为“仁者乐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动，而万物生焉。”这些都有道家崇尚自然、提倡无为思想的痕迹。但从整体上看，诚如王晓毅先生所谓，“《论语集解》是一部汉代汉学思潮对《论语》解释的精粹集”，而不是一部以玄学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著作。一则因为《集解》大多数篇幅皆为引用汉魏大儒的注释，编纂者本人的文字甚少，在编者注中，道家自然无为思想亦不占主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集解》的编者语并未从本末体用角度去解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这一点才是玄学《论语注》的基本特征王晓毅《王弼〈论语释疑〉研究》，《齐鲁学刊》1993年第5期.。 

真正开启一代风气，以玄学思想解释《论语》的著作为王弼的《论语释疑》。王弼（226-249），字辅弼，魏山阳（今河南焦作）人，出身于经学世家，少有令名，好论儒道，通辩能言，为魏晋玄学主要代表之一。其《论语释疑》在《隋书·经籍志》中载为三卷，但宋代以后即已亡佚，现仅有佚文47条，分别保存于皇侃《论语义疏》及邢昺《论语注疏》之中。此书的注解，具有玄学思想的浓重痕迹。如《论语·述而》中“志于道”一句，王弼释云：“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为体，故但志慕而已。”又如《论语·阳货》中“予欲无言”一句，王弼释云：“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从注文中可以看出，王弼对《论语》的解释，已经超越了汉儒热衷于名物训诂，停留于就事论事、局限于现象表层的注经方式，力图切入本体，从本末体用角度进行阐发，体现出鲜明的玄学特色。 

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涌现出一批《论语》学著作。晋代谯周、卫瓘、缪协、缪播、郭象、蔡谟、孙绰、庾翼、梁觊、袁乔、虞喜、江熙、栾肇、张凭、李充、殷仲堪、范宁及南朝释慧琳、颜延之、顾欢、沈 士、熊理、萧衍、褚仲都、沈峭、皇侃、太史叔明等都对《论语》进行了注解。其中慧琳为僧人，萧衍为帝王，从此亦可窥见当时《论语》学发展的一个侧面。这些著作，在宋代以前已基本上亡佚不存，大多仅有个别佚文传世。唯一留存至今的是皇侃《论语集解义疏》。 

皇侃（488——545），南朝梁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精《三礼》、《孝经》、《论语》。其《论语集解义疏》是对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疏释，共计十卷。据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考证，该书“著录于隋、唐《志》，引证于陆氏《释文》，被引于五代邱光庭之《兼明书》，载于宋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尤褒之《遂初堂书目》”，武内义雄《校论语义疏杂识》，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南宋初尚存，乾道、淳熙后亡佚。由于该书在唐代曾传入日本，并广为流传，有幸得以保存。清康熙、乾隆年间又从日本传回中国，收入《四库全书》，留存至今。《义疏》引述了自汉迄梁《论语》学著作五十余家，其中何晏以后魏晋玄学家《论语》注释著名的就有十三家。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云：“侃今之讲，先通何《集》，若江（熙）《集》中诸人有可采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释，于何《集》无妨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也。”《义疏》广搜博采诸家之说而又立足玄学立场，着重从本末体用高度阐述经义，而对于名物制度则往往略而不讲，与汉儒经解相去甚远，体现了南朝经疏的特点。由于《义疏》所引述的注解中包括了魏晋时期众多玄学家《论语》注释之作，从中可以略窥魏晋玄学家注释《论语》的特点，因而被认为是代表玄学时代精神的《论语》学集注性著作。 

相对《论语》而言，《孟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得到学者们重视。当时有关《孟子》的注释之作仅有晋基毋邃《孟子注》九卷。此书在《隋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中皆有记载，但亡佚已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包括《论语》学在内的儒家经学已经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一方面，在内容上，受玄学、佛学思想的影响，经学的玄化、佛化现象相当严重。就《论语》学而言，何晏、王弼、郭象等训解者皆为著名的玄学家，除注《论语》之外，还多有注解《老》、《庄》的著作。梁武帝萧衍则会通儒佛，兼治儒佛经典。他在注解《论语义》及《中庸讲疏》、《礼记大义》、《孝经义》、《尚书大义》、《周易大义》等儒家经典时，对佛经亦颇有撰述，撰有《制旨大涅 经讲疏》、《大品注解》、《三慧经讲疏》等。慧琳更是以僧人而治《论语》，撰作《论语说》。以上种种，不难看出当时《论语》学玄化、佛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在治学方式与注经形式上，《论语》学也受到玄学、佛学的巨大影响。魏晋时期，玄学家注经往往不重名物训诂考证而重视义理阐发；到南北朝时期，佛教为经论撰写注疏的方式也使儒家学者受到影响并加以仿效。他们不再象汉儒治经一样着重以传注来解说经典，而是着重在汉儒传注的基础上再进行疏释，从而使义疏的形式得到发展，传注之体为义疏之体所替代。这一变化，对儒家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皮锡瑞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注疏；当汉学以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86页，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治学方式与注经方法的变化在《论语》学中也有明显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何晏《论语集解》、王弼《论语释疑》等注重义理阐发的《论语》学著作大量涌现，此外，还有大量以己意疏通经文的《论语》义疏，著名的有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褚仲都《论语褚氏义疏》等。这使得当时《论语》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呈现出有别于汉代的特点，为后代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三、隋唐时期的《论语》 

《孟子》学及其特点隋唐时期，由于政府的鼓励、奖劝，儒家经学出现了兴盛景象。唐贞观、永徽年间，以《五经正义》的撰成、颁行为标志，经学出现了汉代以来的统一局面。在《五经正义》之外，其它儒家典籍亦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与关注。唐代科举中的明经科以经义取士，所定经书就包括了《论语》。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石经于国子学时，所立的《十二经》中亦包括《论语》在内。唐代有关《论语》的疏解之作，著名的有三部，包括贾公彦《论语疏》、韩愈《论语注》以及《论语笔解》。贾氏《论语疏》及韩愈《论语注》亡佚已久，有关其内容、体例已难知其详。但《新唐书·艺文志》曾将韩愈《论语注》列为唐人研究《论语》的重要著作。《论语笔解》在唐代已流行，但未见著录于《唐书·艺文志》及唐代书目。此书旧题为韩愈、李翱同注，并分别标以韩曰、李曰。《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以意推之，疑愈注《论语》时，或先于简端有所记录。翱亦间相讨论，附书其间。迢书成之后，后人得其稿本，采注中所未载者，别录为二卷行之。”《四库全书总目》卷35，《经部四书类一》，《论语笔解二卷》，第291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笔解》份量不多，但内容丰富，从中可以略窥韩愈、李翱《论语》学的特点。一方面，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动经典原文原字。如《论语·公治长》“宰予昼寝”，韩愈认为其中“昼”（ ）字当为“画”（ ）字之误；《论语·雍也》篇“人之生也直”，韩、李皆以为“直当为德（ ）字之误也”。另一方面，他们还对前人的注解进行了修改，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使《笔解》成为唐代《论语》学中的重要著作。到宋代仍具有较大影响，“为伊川之学者皆取之”。《郡斋读书志·附志》卷5上，《附志·论语笔解十卷条》，第53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1月版. 

从总体上看，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其人其书在当时地位的提高。 

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在唐代呈不断上升趋势。除韩愈大力推崇表彰《孟子》外，许多学者都对《孟子》予以特别的关注。杨绾曾于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上疏建议朝廷将《孟子》与《论语》、《孝经》并列为兼经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第1176页，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柳宗元曾将《孟子》与《论语》并列，尊为“经言”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十四，《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第880页，中华书局1979年9月版.；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皮日休亦上书朝廷，认为“夫《孟子》之文，灿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皮日休《皮子文薮》卷九，《请〈孟子〉为学科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3册，第212页.要求立《孟子》设科取士。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有关《孟子》的专门著述，如李景俭的《孟子评》，刘轲的《翼孟》见张跃《唐代后期儒学》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林慎思《续孟子》。有关《孟子》的疏解之作，有陆善经的《孟子注》、张镒《孟子音义》、丁公著《孟子手音》，分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这些著作，在《孟子》学史上有一定影响，其中《孟子音义》、《孟子手音》中一些说法曾为后世《孟子》研究者如孙、朱熹所引用。以上种种对孟子其人其书的推崇与研究，促使孟子其人其书在唐宋之际出现了周予同先生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有关“孟子升格”之说参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群经概论》第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增订版.徐洪兴先生对此问题也有详细的研究，参见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其中韩愈影响尤为巨大。 

韩愈（768——824），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字退之。他与李翱一道，面对当时佛道之学泛滥、儒学衰微的状态，以兴起斯文、接续道统自任，攘斥佛老，力倡儒学，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他积极宣扬《孟子》，提高《孟子》地位，将孟子视为儒家之道的积极捍卫者。他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孟子醇乎醇者也”《韩愈全集·文集》卷1，《读荀》，第1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为了对抗佛教的祖统说，韩愈虚构了一个儒家仁义之道的传授谱系，将孟子视为其中的重要人物：“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全集·文集》卷1，《原道》，第121－122页.他特别强调孟子继承孔子之道的正宗地位，对孔子到孟子之间的传授情况又作了详细的说明：“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韩愈全集·文集》卷4，《送王秀才序》，第212页.在韩愈看来，孟子距杨墨、崇仁义、贵王贱霸，在维护、传承圣人之道方面功绩卓著，“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因此，他“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韩愈全集·文集》卷3，《与孟尚书书》，第195页.同时，他决心效法孟子距杨墨的精神，以身任道，力攘佛老，将儒家道统发扬光大。他还特别强调，“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韩愈全集·文集》卷2，《重答张籍书》，第164页.以孟子的继承者自居。韩愈对孟子的高度推崇，大大促进了“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 

韩愈等儒家学者对《论语》、《孟子》的关注与重视表明，儒家在排斥佛道之学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并进行了新的儒学体系建构的初步尝试。为此，他们一方面挖掘传统儒家经典中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又试图在传统的《五经》之外重新选择、发现新的思想资源。这实际上已成为宋代理学及《四书》学崛起的前奏与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