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是《论语》《孟子》学的形成、发展时期。从汉到唐,众多学者对《论语》《孟子》进行了各种训释与阐发,《论语》《孟子》学得以不断发展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唐《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汉代的《论语》《孟子》学及其特点
汉初,许多儒家典籍纷纷复出于世,其中亦包括《论语》、《孟子》。正如马宗霍所云,由于汉代儒家经籍传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因而“从其文字言,则有古今之殊;从其地域言,则有齐鲁之异。”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版.西汉时流行的《论语》传本主要有三种:古文《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为鲁恭王坏孔子宅时所得,《汉书·艺文志》著为二十一篇,篇次与《齐论语》、《鲁论语》不同,以汉代不再通行的古体文字书写。鲁《论语》为鲁人所传,《汉书·艺文志》著为二十篇,篇次与今天所行《论语》相同;《齐论语》为齐人所传,《汉书·艺文志》著为二十二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二篇,且其余二十章中,章句亦颇多于《鲁论语》。《汉书·艺文志》曾谈到齐、鲁两种《论语》的流传情况,何晏《论语集解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在此基础上又更为清楚地记述了齐、鲁、古三种《论语》在汉代的传授、整理、注解情况,从中可见汉代《论语》学发展的大致线索。
西汉时传《古论语》者唯孔安国一人,但其《训解》后世不传。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而世不传”。皇侃《论语义疏序》亦云:“《古论》为孔安国所注,无传达其学者。”由于《史记》、《汉书》均未提及孔安国注《论语》之事,其《训解》亦仅见于何晏《论语集解》所引,《隋书·经籍志》及新旧《唐书》均不载,清人陈 《论语古训》、沈涛《论语孔注辨伪》、丁晏《论语孔注证伪》皆以为伪作。
西汉时传《鲁论语》者有龚奋、夏侯胜、韦贤、韦玄成,萧望之等人,皆各自名家;传《齐论语》者有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庸生等。此外,西汉末年还出现了兼习齐、鲁两《论》的学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张禹(?——公元前5年)所作的《安昌侯论》二十一篇,即为以《鲁论》为主而兼采《齐论》之作。皇侃《论语义疏》中引刘向《别录》云:“晚有安昌侯张禹,就(夏侯)建学《鲁论》,兼讲《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汉书·张禹传》中也有明确记载:“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为《论语章句》,最后出而尊贵。”张禹治《论语》,不再拘囿于《鲁论》、《齐论》门墙,择善而从,这是汉代《论语》学史上的一大突破,对《论语》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张侯论》的这一特点,再加上张禹地位尊贵,其《论语》注面世后,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浸微”。邢《论语注疏序》,《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55页,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此后,东汉包咸、周氏等均治《张侯论》,并为《章句》列于学官,《熹平石经》即采用此本所刻。
东汉时,传《论语》者有马融、何休。马融(79—166),字季长,右扶凤茂陵人。《后汉书·马融传》称马融注《论语》,何晏《论语集解序》中亦称:“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但其书早已佚失。何休(129—182),字邵公,精于《公羊春秋》。《后汉书·何休传》称其“训注《孝经》、《论语》”,《后汉书·儒林传》称其注训之作“皆经纬典谟”,多述已见,“不与守文同说。”其书亦早已佚失。
东汉末,以郑玄注《论语》为标志,汉代《论语》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郑玄(127—200),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字康成。他遍注群经,立言百万,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有鉴于经今古文两家各立门户,壁垒森严,意欲打破界限,融合经今古文学。其《论语注》以《鲁论》为主,兼采《齐论》与《古论》,择善而从何晏《论语集解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都有此说.但王国维根据敦煌《论语郑氏注》残卷分析,郑玄注《论语》,以其篇章言则为《鲁论》,以其字句言则为《古论》,并未以《齐论》校正.由此王国维疑当时《齐论》已罕传习.参见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观堂集林》第一册卷4,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不复于经今古文之间横生分别,自成一家之言,亦成为汉代《论语》学的集大成之作。《论语注》行世后,曾产生很大影响。皮锡瑞称:“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宏闳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皮锡瑞《经学历史》卷5,《经学中衰时代》第149页,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
《孟子》在汉代属子书,但是其地位却明显高于其它诸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