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学思想体系的集大成儒学在北宋时代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新理学的提出。新理学经过周、张、邵、程等人的努力，至二程后学已基本成型，思想体系基本构成，主要概念已基本提出。然而真正将理学构成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并真正使儒学发生重大转折的，还要数南宋时期朱熹思想体系的建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对儒学的突出贡献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总结和综合；正是由于他的总结与综合，才使得儒学真正完成从经学到理学的转变，理学的思想体系也才真正建立起来。
朱熹的思想是真正意义上的理学思想体系的集大成。就思想资源的继承性而言，朱熹可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受。他自幼熟读经史，宋高宗十八年(1148)中进士。其父朱松也为进士，且与李侗同学于罗从彦之门。中进士之后，朱熹被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其间治绩卓著，公余究心于释老之学。年二十四徒步数百里往受学于延平李侗，后正式拜李为师，承继洛学传统，为二程四传弟子。自以为受学李侗后，始知昔日泛滥佛老之非，遂专心于圣贤之学。师徒二人往来论学之书信，后编为《延平答问》一卷，流传于世。年二十八，罢官归里。此后数年曾多次因朝廷之石上书应对，提出一些变革的积极主张。后以讲学为业，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共辑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之言，分类编排，分为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十四门，共六百二十二条，极便学者使用，实为性理诸书之祖，阅读《五经》之必要的阶梯，对后世儒学影响极大。清代学者江水等人曾专门作注，有《近思录集注》传世。淳熙二年(1175)，应吕祖谦之约，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会于鹅湖，讲论治学之方。此会不仅是朱熹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是理学史，乃至整个儒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此之前，朱陆的思想分歧已相当明显。吕祖谦的本意是要调合朱陆，不料在此会上双方依然各持已见。二陆攻击朱熹为学失之支离破碎，坚信简易功夫终究大，而朱熹钟情的以传注为基本特色的支离事业必然"陆沉"。对此朱熹当然表示不满，他素来主张先博览然后归之于约，以为二陆之教人失之太简。此次争论的结果不了了之。三年后，年四十九且辞官已达二十余年的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便中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定书院学规。淳熙九年(1182)，朱熹与浙东事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陈亮相互拜访，并于此后五年通过书信往来展开义利、王霸之辨。陈亮为学主致用，极不满于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即所谓性理之说，以为‘盈天地之间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自然物及人事日常活动是字宙的实际内容，因此"道"只能存在于人事与万物之中，而不可能脱离万事万物独立存在。"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故而"舍天地则无以为道，天地常运而人道不息。"对此，朱熹多有批评，然因出于理学家的偏见，其理论并未使陈亮折服。几乎与陈亮辩论的同时，朱熹又与陆九渊展开了一次关于太极无极问题的争论。争论的导火线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陆九渊与陆九韶认为，《太极图说》似乎不是周氏所为，无极二字出于老子，为圣贤之书所未有，因此，"无极而太极"乃道家的思想，似与先儒无涉。而朱熹认为，只要合乎义理，先儒末言者后贤未必不可言，关键是看这种思想是否合理。他认为，“极”即“至极”、"标准","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而二陆认为；"极即中"，太极即心，指责朱熹对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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