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儒学的重振运动第一节 儒学的玄学化东汉末年，如果仅就儒学学术的内部情况而言，可以说是郑玄学术的天下。但是到了魏晋，政治统治者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已不再使用经术取士，而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做官的必须是门阀士族。因此，这时在学术上继续罗嗦西汉儒生始终没有讲请楚的今古文，在政治上已实在没有多少意义。当然，门阀制度最讲究的是礼，而郑玄对礼素有研究，他所注的“三礼”最受重视，因此郑玄学术在魏晋时期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然而，由于郑玄学术杂糅今古文，且往往以谶纬之怪异附会经说，太喜综合，以不同为同，实在说来也确实给纯正的儒家学术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漏洞和附会。于是便有王肃起而反对，以斯重振儒家雄风。
王肃也算是世家出身。其文王朗是东汉著名经学家杨赐的弟子，博通经史，著有《易》、《春秋》《孝经》、《周官》等传，均传于世。 东汉末黄中起事时，各地豪强争保自身，一时间枭雄四起，群雄割据。据《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说，王朗最初依附徐州刺史陶谦，为谦治中，且以《春秋》“勤王”之义规劝陶谦。复拜会稽太守。旋战败被俘，深受东吴之主孙策的敬重。后又被曹操征之，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迁少府、奉常、大理。治狱务在宽恕，罪疑从轻，并多次上疏劝曹操育民省刑，主张"丁壮者得尽地力","穷老者得仰食仓廪"。其思想品德显然对王肃有积极的影响。
除了乃父的影响外，王肃曾习今文经，据说是伏生的十七传弟子。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提出与众不同的解说。魏文帝黄初年间，出任散骑黄门侍郎；明帝太和中，拜散骑常侍，参与内廷机要，并兼领秘书监、崇文观祭酒，实为曹魏政权负责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人物。
在文化学术活动方面，据《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说："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其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余种一百九十卷，然均佚。但从《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十五种二十一卷来看，可谓遍注群经，著述甚多，其数量堪与郑玄相比。
或许是出于意识形态主管的角色需要，王肃在遍注群经时的一个主要宗旨，便是与郑玄立异。他在《孔子家语序》中说："郑玄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民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真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概然而叹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不得开而辟之哉?若无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胡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显而易见，王肃之所以与郑玄立异，主要是因为他站在圣人之徒的立场上，发现郑玄学术问题委实太多，故出而攻之，以期维护圣人学术的纯洁性，铲除通往"圣人之门"、"孔氏之路"的枳棘。
在王肃看来，郑玄学术的根本问题，在于错乱家法与师法，在于杂采今古文而曲解圣意。因此王肃攻击郑玄学术的基本手法，便是追溯元典，以期借重早期儒家的经典解释，推倒郑玄的那些证明和义理性的发挥。然而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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