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发展史-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第三节 儒学的佛学化与道教化
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之间争夺政权的长期斗争以及民族矛盾的激化，西晋王朝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飘摇之后被迫南渡，建立东晋，偏安江左，南北分治。东晋之后，南方依次出现宋、齐、梁、陈四姓政权，是为“南朝”。
南朝儒学从总体上说，大体与东晋相同，儒家学者承魏晋玄学之余绪，或绝经世之志而兴厌世之思，或斥儒道佛无益于天下而耽于酒色，或痛骂仁义礼法之不足用而寄托于老庄之虚无，玄学盛行，清谈成风。儒学界通行王注《周易》、杜注《左传》、何注《公羊爪学间清通简要》。唐李延寿所撰《北史·儒林传》对南朝儒学总评道:"自元嘉之后，宇内分崩，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且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阿洛，《左传》则服子镇，《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筒，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这大体可说明南北学术之差别及南方学术的基本学风。
南朝儒者长于文笔，又濡染于玄谈佛理，重文辞，轻经术，故其说经之文多空虚浮华，这是南朝儒学的总体特色。但是具体而言，南朝四代儒学，至少可分为两大阶段，两阶段的基本情况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第一阶段主要是宋、齐时期。这一时期从官方的情况看，儒学的地位并没有下降，依然是诸学之首，依然担负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角色。但是，由于玄、史、文学的分割，儒学明显丧失一家独霸的地位，并与诸学平分秋色。《资治通鉴》南朝宋元嘉十五年载:“豫章雷次宗好学，隐居庐山。尝征为散骑侍郎，不就。是岁，以赴士征至建康，为开馆于鸡笼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艺文，使丹杨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并次宗儒学为四学。”以致具有传统儒学观念的司马光不无感慨而言之："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于此可知儒学地位在南朝前期确有所下降，而不久前兴起的玄学则脱离儒学自成一家。
宋、齐时期儒学地位的下降为历史事实，然考诸此时儒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却发现《礼》学格外兴隆，大家辈出，著述繁富，远非他朝可比。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写道："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宋初雷次宗最著，与郑君齐名，有雷、郑之称。当崇尚老、庄之时，而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究其原因，盖与政治混乱过程中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有着一定的关联，也多少反映出儒学在此一时期虽然地位下降，但其功能犹在。
然而到了南朝儒学的第二个阶段，即梁、陈时期，由于梁武帝公开宣布儒、释、道三教并行，三教合流的趋势更为明显，当然也为此后隋唐时代儒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南史·儒林传》在描述梁、陈时期儒学状况及其背景时说:"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末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至梁武创业，深悯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场补博士，备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馈票，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笼者云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撒，分道博十、祭酒，到州都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陈武创业，时经丧乱，衣冠珍瘁，寇贼未宁，敦奖之方，所未逞也。天嘉以后，稍置半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其所采缀，盖亦梁之遗儒。”
也就是说，在整个南朝时期，儒学除在梁武带的扶持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外，基本上都因政治环境的恶劣而萎靡不振。政治环境对于学术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干戈未息、政治动荡不安的年代，不可能指望学术的真正繁荣。而且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