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发展史-乾嘉学术系统

第二节 乾嘉学术系统

乾嘉汉学是一种时代文化，其内部并没有统一的派别和团体，然而如果从学术倾向与学术特征来分析，至少可分为两大学术系统，一是以苏州人惠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一是以徽州人戴震为中心，以求实为特征的院派。在吴派和皖派两大系统之外，还有以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及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江学派。这些学派均以考证实证为基本特征，被通称为乾嘉之学。当然它们又各县特色，具有不同的学术内涵和学术贡献。

吴派学术开始于徐枋和汪琬，然而真正建立吴派学术体系的还是惠周惕、惠士奇以及惠栋祖孙三代。惠周惕的经学著述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等。惠十奇也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记》、《汉书》等，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其《易》学不王粥及其以后的注解，以为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虎象之说，遂使比较纯正的汉学就此消失。其《礼》学亦然，以为郑玄的《三礼》，去古末远，多引汉法，故借以为说。而此后的诸家《礼》说因不了解古意，往往改从俗说，故不尽可信。"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因此在他看来，要治经学，只有追踪周汉。到了惠栋的《周易述》、《易汉学》，更是跨唐宋而越魏晋，专采汉代人的注解，汉以下的学说一概不取，遂使汉学的旗帜更加鲜明。其治学方法和特点是唯汉是从，凡古皆真。以为凡学说出于汉儒者，首当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之不笃。故而其学虽可视为"纯粹的汉学"，但其过于泥古的弱点，则明显影响了他的学术成就。正如王引之稍后所批评的那样，惠栋在学术上考古虽勤，而见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

惠栋的弟子有沈彤、江声、余萧客、钱大昕、王鸣盛、江藩等。其中以学术贡献和影响而论，要数王鸣盛、钱大昕及江藩更为突出。

沈彤笆志学问，博通诸经，尤精于三《礼》。其《果堂集》多订正经学之文，颇见功力。后世学者以为其经学著作稍逊于惠十奇而醇于万斯大。

江声毕生未仕，着力于《尚书》之学，集汉儒之说以注之，汉儒不备，则旁考他书，精研古训，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实为《尚书》古注之集大成者。其弟子知名者有顾广圻。

余萧客年十五即通五经，知气理空言无补经术，遂思读汉唐注疏。所著《古经解钩沉》一书，博采唐以前各种古书中所引的旧注，按《十三经注疏》的顺序详加叙录，所录旧文——标明仕处，故而价值颇大，是研究唐以前儒家经学的重要参考书。

王鸣盛的主要学术贡献在史学，他的《十七史商榷》是清代史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他在经学和儒家学术的研究方面，主攻的重点去《尚书》，著有《尚书后案》。另有经史考证之作《蛾术编》。他主张训诂必以汉儒为宗，甚至认为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徒。由此反映了他的治学态度十分守旧。

和王鸣盛一样，钱大昕的主要学术贡献也在史学，他不仅著有《甘二史考异》这样的史学名著，而且还著有《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以及各种史学年表等。在经学和儒家学术的研究上，他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其《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等，都是经史考证的名著，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大昕的学术思想不像吴派其他学者那样冥顽不化、墨守成规，而相当自觉地意识到古人的学间既不可轻易低毁，也不应过分株守，而要有选择地吸收。

钱大昕的学术理念在吴派学者中算是一个特例，不足以反映这派学者的特点。这派学者的基本特点是，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遵古守家法为究竟。他们认为，汉代以下的学说皆不可信，只有汉代经师去古末远，所说最得儒家真精神。因此，凡出于汉儒的学说，在吴派学者看来皆当遵守，如有谁敢于指责汉儒，便被他们视为信道不笃。这一派的治学方法，也一如其开创者惠栋一佯，便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这种方法壁垒森严，旗帜鲜明，独守汉儒家法与师法，对于理解汉代学术文化自是一极有利的工具，但是对汉儒的盲目信从，不仅失去学者应有的怀疑精神，而且极容易引向复古主义的道路。就学术范围而言，吴派学者就经学论经学，虽有理清经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的作用，但也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脱离现实政治的倾向，部分地丧失了顾炎武等人通经致用的思想传统。

和吴派学者不同，以戴震为中心的皖派学者不仅具有极强的怀疑精神，而且敢于对现实、对统治者所信奉的官方学说进行最无情最严厉的批判。戴震曾经受学于江水，也曾向惠栋执经问难，以师礼事之。江水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专心于《十三经注疏》，对于《三礼》的研究尤其精深，并长于步算、钟律、声韵，在学术上对戴震影响甚大，世称"江戴"。

作为皖派学术的中坚，戴震较早就表现出怀疑精神。在他刚刚就傅受《大学章句》时，就曾对朱熹关于儒家经典的注释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他认为，朱熹去孔子已二千年，故而他的那些解说很难说真的把握了孔子学说的精髓。就这种精神推而广之，戴震治学不以人蔽己，也不以己自蔽，不论何人所言，决不轻易盲从盲信，而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假如不足以凭信者，即便是圣哲父师之言也决不轻易相信。故而皖派学术一般说来严于深思求证，虽一字之解，也不肯轻易放过。他在《与某书》中谈到其治学经验时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通，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也有附会;晋人凿空附会益多;宋八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静气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义必差，而道从此失。这一点是院派与吴派的重要分别。

院派异于吴源的另一个特点是吴派学者仅重视淹博，而缺少识断;而皖派学者不仅博古通今，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而且能分析条理，识断精审。

院派与吴源的最大不同还在于，吴派学者为经学而经学，始终未能超出考证学的范围;而皖派学者，尤其是戴震，不仅学有专精，而且试图建立新的哲学体系，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在当时，清朝统治者倡导宋明理学，企图以宋明理学窒息人们的情感，维护社会的既成秩序。戴震所着的《孟子字义疏证》以孔孟圣贤为旗帜，以《孟子》、《中庸》等儒家基本典籍为依据，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对宋明理学以理杀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曲折地表达出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戴震认为，宋明儒者将天理与人欲严格对立，无视人欲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其实，人欲之不可无，乃是基于人类生存繁衍的需要。欲为实体，理为节制这一实体的准则，无欲何以言理?进而，他从语义学的角度指出"无欲"这一概念并非儒学所本有，而是来源于释道。这种批判意识用诸学术也必然与吴派学者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盲从盲信大不相同，而能保持一种冷静、严密的分析批判和经世致用精神。皖派学者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之说，而能旁证博引，择善而从，具有一种自发的科学归纳方法，因此被胡适誉为与培根以来的西方科学方法相近。

戴震后学，名家甚多，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段玉裁所著《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时人评价甚高，以为自有《说文》一千七百年来，未有善于此书者，不独为许慎之功臣，而且为道德之指归，其有益于经训者功劳最大。王念孙少时即向戴震学习经义，受过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训练，毕生专注许、郑之学，考文字，辩音韵，为其治学的主要范围。著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其子王引之受其影响，也毕生专心于音韵、文字、训诂之学，取《尔雅》、《说文》、《方言》及《音学玉书》读之，日夕研求。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二书，与乃父所著二书合称。王氏四种"。王氏父子基本贯彻了惠栋、戴震所开创的学术精神，以渊博的知识熟练地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在训诂和校勘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其成果均为清代校勘训诂方面的佳构，不但饮誉有清一代，被公认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作，而且至今仍有意义，是研读古代经传诸子之重要参考书。

吴派是乾嘉汉学正式形成的标志，院派是乾嘉汉学的主流。在吴派和院派之外，比较有影响的学术派别还有扬州学派。扬州学派继承了吴派和院派的学术传统而又有所创新，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具有相当浓厚的近代气息，在清代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就学术源流而言，扬州学派是从院派和吴派发展而来。吴派的学术领袖惠栋、院派的学术领袖戴震都曾久居扬州，其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不能不在当地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扬州学派的中心人物王念孙、王引之、汪中、任大椿、阮元、焦循、刘台拱、凌廷堪等都曾出入于吴、皖学术之门，和皖派学者戴震或吴派学者王鸣盛、钱大昕等都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渊源。也正是他们构成了扬州学派的中坚，他们在学术研究范围上的广博，在学术研究深度上的贡献不亚于吴、皖两源的任何学者。在某种程度上诚如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中所分析的那样，吴派最专，院派最精，扬州之学最通。焦循曾明确地说过，古学末兴，道在在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因此说，如果没有吴、皖两派之专精，则乾嘉汉学不能兴盛，然而如果没有扬州之通学，那么乾嘉汉学也不能广大。不过，吴学专宗汉儒遗说，排斥其他各家，其失也固;院派实事求是，但除戴震之外，似乎仅知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偏;只有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乾嘉汉学达到学术上的高峰。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学术贡献已见于皖派学术部分的介绍。他们二人的学派身分既可视为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也可视为院派的重要传人。在二王之外，扬州学派的学者首推汪中。汪中早年丧父失学，遂受雇于书商。贩书之余，浏览经史百家之书，卓然成家。其学术渊源，据他自己说，在少年时期是私淑顾炎武，故尝推六经之皆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其后，又受惠栋和戴震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深刻影响，治经不专一家，不拘于汉宋门户，惟是为求。所作《尚书》、《春秋述义》、《仪礼》及《尔雅》诸校本，均纲提条析，得其会通。尤其是他具有一般学者所没有的眼光，重视先秦子书辑佚、考证和思想研究，所作《墨子表微》、《塞子序》，创孔墨并称说，推崇已成绝学的墨子学，以为墨子是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力辩孟子辟墨为过枉。又作《荀卿子通论》和《荀卿子年表》，充分肯定荀子为孔子经学之真传，以为荀子之学出于孔子，而尤有功于诸经，六艺之传得以不绝者，主要是因为荀子的传授。故而他以孔荀并提，否定唐宋儒者的所谓道统说。由此，汪中也被当时的一些经学卫道士视为名教之罪人。可见，他已不是乾嘉汉学中不问思想只问学术的旧学者，而带有相当浓郁的近代气息。

汪中之外，扬州学派的学者要数任大椿。任大椿与戴震同举于乡，故而得闻其学术方法，遂究心于汉儒之学。由于受到戴震的悉心指点，实为其及门弟子，传戴震的典章制度之学。他深知儒家经典浩博难罄，因依类稽求，博征其材，约守其例，以释名物之纠纷。故而他的学术成就也主要表现在对典章制度的考释方面，尤长于《三礼》，著有《弃服释例》、《深衣释例》、《释缮》等，以即类以求，推类而广的方法，博览群书，下以己意，详加考证古礼名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礼经类提要虽不是出于其一手，但皆经其审定。

于此可见他在典章制度方面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力和卓识。他如焦循，不仅学术成就较高，学术思想丰富，而已治学范围也较广泛，兼通经学、数学和戏剧理论。其论学之旨，以为不可以注为经，也不可以疏为注。于近儒执一之弊，排斥尤为严厉。在儒家学术方面，由于焦循的家族世传《易》学，因而他承祖父之学，幼年好《易》。后私淑戴震，最信服其《孟子字义疏证》，以为此书发明理道性情之训，分析圣贤老释之界，为请儒不可多得的一部重要哲学书。焦循在儒学和经学方面的贡献，一是他的《六经补疏》，对《礼记》、《周易》、《尚书》、《论语》、《诗经》《左传》等儒家主要经典的历代注疏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补充，于儒学史的研究贡献良多;二是他的《易》学三书，即《易图略》、《易学章句》和《易通释》，于《易》学研究颇多心得，自称发明《易经》所讲的"旁通"、"相错"、"时行"三义，直接从《易经》的卦辞本身去寻找"参伍错综"的关系，祛除了汉宋诸儒给《周易》附加的神秘色彩。他一方面用数理解释《周易》，另一方面更由治《易》的方法道释诸经。三是他的《孟子正义》，实为清代群经新疏之代表作，以东汉赵注为主，博采数十家之说，又收集、援证顾炎武以下百余学者之考订校释成果，广征博引，凡难解之处，均一一罗列各家之说，并酌加己注，为历代关于《孟子》注释中最为详备的一种。

阮元是焦循的族姐夫，二人来往也颇密切，其学术自然颇受焦循的影响。作为王念孙、刘台拱的同乡后学，他也受到王、刘二人的指点，使其知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正为戴震学术之嫡传，因而阮元的学术实与戴震一脉相承。诸如他的《性命古训》、《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等，都与戴震的思想和学术方法相接近。阮无的师友尚有任大椿、凌廷堪、程瑶田等。其学术特征是主于衷微，偶有一得，初若创获，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贯纂群言，昭著发蒙，异于猥琐之学。在儒家学术方面，阮元治经专宗汉学，以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话不明，故而毕生致力于提倡学术，先后创办浙江话经精舍、广东学海堂，素来被视为乾嘉汉学的殿军。他格外重视罗致人才从事编书刊印工作，所主编的《经籍纂话》，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汇刻的《皇清经解》，实为乾嘉汉学在训诂、校勘、经解方面的系统总结，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能嘉汉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料，至今都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和极高的价值。

浙东学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浙江又是黄宗羲的故乡。大清之后，浙江学术一直较为发达，到了康熙、雍正、乾隆的时代，实已形成当时学术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乾嘉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此时期的中心人物为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在史学而不在儒家思想和经学。只是他们与乾嘉诸老的学术精神有相通之处，故而列为乾嘉学术之一支。

全祖望是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的私淑弟子，一生力学，著述甚多。其学兼及经、史、词章，重点在历史文献学。关于儒家思想和经学，主要是他博采众书，以十年之力续补完成了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将宋元两代学术思想按不同派别加以系统总结，并列表说明其源流，其中独自撰写的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邵晋涵在《四库全书》编纂馆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史部提要之撰写，其学术地位与戴震相当。其时有经学则戴震、史学则邵晋涵的说法。于儒家经学，他著有《尔雅正义》、《孟子述义》、《觳梁正义》、《韩诗内传考》等，对《春秋》三传有相当精深的研究，新刊《十三经》中《春秋》三传，便是由他负责完成的。他的《孟子述义》，对前人之失多有纠正，其《南江札记》中另有关于《孟子》的考证三百八十余条。

章学城是浙东学派的集大成者，其主要学术工作也在史学，而且他在儒家思想和经学的研究方面如果说有什么见解的话，也往往与乾嘉学术之正统派相反对或有异。他的一个重要见解是"六经皆史"。这一论点虽然前人早已提出，但基本都是从经史不分这个角度来认识的，而章学诚的不同处，在于他认为应该把经纳入史的范围。以为史先于经，史包括了经。显然这一见解与前人乃至乾嘉诸老的认识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