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宋明儒学殿军的蕺山学何以成立 ——以“本体与工夫”之辨为视角

摘要：宋明儒学发展至王阳明心学，“本体与工夫”之辨凸显为儒学的核心话题。王阳明本人侧重于本体，取消了工夫的独立性。王门后学中，泰州学派消解了本体，失落了工夫；江右王门将良知本体向内收摄，在工夫修养上回归程朱。明末刘蕺山通过改造“慎独”、“诚意”、“立人极”、“迁善改过”等传统话语所产生的一套新论，将“本体与工夫”之辨发挥到理论极致。由此，作为宋明儒学殿军的蕺山学方得以成立。
关键字： 本体与工夫；慎独；诚意；立人极；迁善改过
 
明末大儒刘宗周（1578—1645，号“蕺山”）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一直被作为宋明儒学的殿军来看待。这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1610—1695，号“棃洲”）和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等人对蕺山学的阐扬密不可分。黄宗羲身历明清鼎革，有感于整理故国文献的必要，因而编次《明儒学案》，有意凸显了同乡先贤王阳明和其先师刘蕺山的地位。牟宗三先生更是通过其发明的“宋明儒学三系说”，将刘蕺山提升到了堪与程朱、陆王比肩的人物。而牟宗三先生的发明，又源自其对宋明儒学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所占地位的判定。牟先生认为：“夫宋明儒学要是先秦儒学之嫡系，中国文化生命之纲脉，随时表而出之，是学问，亦是生命。自刘蕺山绝食而死后，此学随明亡而亦亡。”[1]可见，黄、牟等人对蕺山学的定位都是在“明亡”这一时代大背景的关照下而展开的。而“明亡”作为一历史事件显然尚不足以界定学术之兴衰，且不论明清鼎革之后，依然存续了众多的理学名臣。究竟作为宋明儒学殿军的蕺山学能否成立，尚有待于对宋明儒学在理论上的发展做进一步的辨析。

 
一、 “本体与工夫”之辨：后王阳明时代的理论困境
 
（一） 王阳明的“本体与工夫”之辨
 
众所周知，宋明儒学的兴起由拒斥佛老之道，重建儒家道统而来。佛老给予原始儒学最大的冲击莫过于夫子所罕言的“性与天道”，儒学的重新崛起势必在此形而上层面与佛老一决高下。因而，宋明儒学在初创时期就受到了佛老问题意识的指引，“北宋五子”在批判佛老的同时，无形之中先接受了对方体用、本末的理论架构，进而才去发掘原始儒学文本中的相关概念表而出之。由此，才将原始儒学所倡导的一整套形而下的伦理观念上溯至形而上的理论根源。这在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号“晦庵”，学者称“朱子”）的“天理”观念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达。而宋明儒学发展至明代中叶，超越在上之“天理”的过高地位，拉大了与人之现实生存的巨大张力，如此使得天理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为了挽救理学的漂浮无根和人间伦理秩序的合法性，王守仁（1472—1529，号“阳明”）大力表彰与朱子相对的陆九渊（1139—1193，号“象山”）心学，通过“心即理”的观念，将道德本体重置到人心内在的“良知”之上。由此，程朱理学所阐扬的“主敬”、“格物”、“知先行后”等一套面向现实生活界中人伦事物的工夫论，开始有被“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2]所取代之势。众所周知，在阳明学话语中，所谓之“事事物物”，乃是“心外无物”。因而，朱子所理解的“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