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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焱林
古文尚書疑案

《書》經,或者《尙書》,是六經之一,為儒學重要典籍。秦始皇34年戊子(前213),下令焚書,先秦典籍,多化灰蝶。其中對《詩》《書》處置最為苛酷。秦亡後,百家典籍相繼復出,唯《尙書》面世最晚,曲折最多,“命運”最為坎坷。晉東遷,有所謂《古文尙書》亡佚之事,復有梅赜獻《書》之舉;至南宋,吴棫、朱熹始疑其偽,元之吴澄、明之梅鷟繼稱其偽,清閻若璩作《古文尙書疏證》,舉一百二十八例,證其偽作;清丁晏作《尙書餘論》,定其出魏王肅之手,近世今文經學家魏源、龔自珍,康有為亦疑其偽造,《古文尙書》為偽書,幾成定讞。近年衆多學人力攻“偽”說,余亦以為“偽”說大謬不然。 

史稱秦博士濟南人伏勝(字子賤),於秦始皇下令焚書時,將《尚書》藏於屋壁中,入漢後,搜求遺書,僅得二十九篇。伏以此二十九篇書教於齊魯間。至漢文帝劉恒(前179-前157在位)時,始派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學。伏生此時已九十餘歲,目盲手顫,口音含混,《漢書•儒林傳》注引衛宏《書古文訓旨•序》說伏生其時“老不能言,言不可曉也”, 只能由其女通傳口授。

其所著錄,乃用漢隸寫成,是為今文《尚書》;後存二十八篇,復得《泰誓》後,又為二十九篇。

伏生壁書,為古文?今文?當為古文。伏生⿑人,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始滅⿑,統一全國。此年始,秦王政始稱始皇帝,伏生當於此年或稍後入秦,無論秦有無《尚書》,或用何種文字寫成,伏生携入秦者,必是東土文字,即用蝌蚪古文寫成之《書》,他只熟悉這種文字,即使入秦后從頭學習秦文,也必帶古文《書》,以便參参照學習。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令焚書,坑殺四百餘諸生於咸陽,伏生當於是年逃回濟南,此時焚書令已頒,挾書之律當已執行,帶大量竹簡逃回濟南,一不方便,二冒風險,可以認為伏生未㩗帶今文(小篆或秦隸)《書》回濟南,其藏入壁者,當是入秦前留下之古文《書》。

晁錯穎川人,聽齊方言有困難,大概有十之二三聽不懂,只“以其意屬讀而已”。“以其意屬讀”說明其所讀當是東土文字,若為秦文隸、篆,晁錯等直錄伏生《書》可也,至少不會讀也讀不下去,所謂意,或者文意,或者會伏女口語之意。这樣錄出之文質量不會很高,所以未能列入學官。故伏生所傳《書》與孔壁所出《書》,孔安國所獻《書》均為東土蟲書本,伏生齊人,齊魯相距咫尺,故伏生本、孔壁本、安國所獻本應是同一版本《尚書》,晁錯用今文書寫,故稱今文《書》。
请登录会员阅读全文。转载时请注明:来自 /曹魏齊王芳正始中,邯鄲淳用古文、小篆、漢隸刻寫經文,立於漢碑西,中有《尙書》,亦稱三體石經;石經所刻古文一體,是用東漢末人們想象的蝌蚪文寫成,不是先秦真正古文。但卻反映了由漢及魏古文《尙書》面貌,熹平石經尙在,不過六七十年又新立石經,也許正是熹平石經猶有不足,例如,或許新刻《尚書》古文一體,將熹平石經歐陽、夏侯二書與古文經差異處完全删除。若正始石經與熹平石經完全一樣,實在沒有必要再立,至少無必要在熹平石經之西側更立正始石經。雖然三國分立,正始石經不及熹平石經傳播廣遠,但在魏及後繼晉境内,仍會廣為流傳。

除兩通石經,兩漢以來,讀、傳、習、注古文《尙書》者不少,特别東漢以來,如衛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尙書》,並著有《尙書訓旨》。賈逵習《古文尙書》,史稱其一生所著經傳訓詁及論難百餘萬言。許慎從賈逵受古學,其主要著述《說文觧字》包含古文《書》中許多資料,足見許深黯古文《書》。馬融注《尙書》等典籍十餘種。蔡邕等著《五經》傳記,自著《尙書章句》等,雖未明說其為古文今文,但今文立三家之學,已有定本,何須再注?其《尙書章句》當是古文《書》章句。鄭玄從張恭祖學《古文尙書》,從馬融學古文經,遭黨錮之禍,閉門著述,以古文經説為主,兼釆今文經學,遍注包括《尙書》在内之羣經,王肅注《尙書》等。這些著述,一定通過各種渠道流傳開去。

到此在止,雖然古文《尙書》靣世以來,最初因大多數人不識蝌蚪古文而被冷落,因巫蠱事未立學官,因王莽末天下大亂棄置不問,東漢末終算走出低谷,成為顯學。

學界習稱:古《書》魏、晉時唯秘府有之,至永嘉之亂亡佚。東晉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賾(亦作頣)奏獻漢孔安國作傳之《古文尙書》,比今文多二十五篇。唐孔穎達作疏,即今《十三經》中之《書經》。至宋,朱熹、吴棫始疑其為偽作,清閻若璩作《古文尙書疏證》,列舉一百二十八例,證其偽作;清丁晏作《尙書餘論》,定其出於魏王肅之手,近代今文經學家魏源、龔自珍,康有為亦疑其為偽造。

又有人以為“偽造”者為鄭沖,《太平御覧》卷609引《尙書正義》:“至魏晉之際,滎陽鄭沖於私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也。”還有人認為《尙書》經過兩次偽作:一次為王肅,一次為鄭沖。
请登录会员阅读全文。第四、鄭冲造或其他人造,都不可能。《晉書•列傳第四十五》荀崧傳稱:元帝踐祚,“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其時間雖不能確指,但大體可以劃定一個時區,晉懷帝永嘉五年(311),漢烈宗(匈奴人)劉聰軍攻破洛陽,俘懷帝司馬熾,宮室被焚,四海南奔,秘府藏書當於是年被焚。史稱:“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

《晉書》稱:“六年(312)春正月,帝在平陽。二月壬子,日有蝕之。癸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石勒。”壬子為二月初一,癸丑初二,上尚書三字何觧?若是官稱,司馬睿卽後來之東晉元帝,當時以建業(今南京)一帶為根據地,不是京官,如何能作尚書,且上字分明是睿上,而非熾所封,熾時為臣虜,如何能封睿官?故睿之所上,當是《尚書》,何以在兵荒馬亂時上《尚書》,史書未說明,或者司馬睿借上《尚書》向懷帝表示盡臣子之忠,履臣子之職,懷帝雖是劉聰俘虜,晉室並未另立新君,仍然是名義上的皇帝,也許還有以《尚書》勵志,明君臣之義,倡士夫之節,望懷帝勿忘帝王之尊。且除了上書,還能上任何别的什麼?當然這與本文討論者無關。

這條事實說明,至少在南都建業,還有《尚書》存在,且絕非孤本,至少司馬睿要留底本。所上之《書》定為古文(古本)《書》,前已論及,至遲在正始年間,伏生書已不再單刊,因此所謂“唯藏於秘府”,實在是不經之語。

元帝睿於丁丑(317)年三月,在建康卽帝位,建元建武。若於是年立學官,則《古文尚書》早已存在,不勞梅賾上獻。鄭冲要造偽書,必定在311年,確知古《書》已佚之後,在317年立學官前。五六年時間內造出一本偽《古文尚書》,誠非易事,要瞞天下人耳目,更非易事。建業因避愍帝司馬鄴之諱,改名建康。王導初至建康,聽人多作洛陽音,說明東晉初,不少洛陽人到了建康,這些人中不少人是讀書人、學者,應當讀過古文《尚書》,不少人,包括朝中大臣,例如剛才提到的荀崧,應當讀過《正始石經》中的古文書,將古文《尚書》立于學官不是小事,如果他看到的古文《尚書》與他看到的正始石經有很大差别,幾十篇文章不同的差别,當能發覺,别的有同樣經歷的人,同樣能發覺,因為他們離開洛陽不過五六年,最多十來年,當年讀書的方法是將書讀得倒背如流,不至于幾十篇書不同都感覺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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