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儒学

作者：唐耕省
什么是儒学？

这自然是一个大问题。一般以为，大问题必然是个复杂的问题。其实，中国学问从根源上讲，都是简而易的。

《周易·系辞传》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欤。”天下之理，归根到底，就是易和简两个字。

为什么要“易简”，因为，“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中国哲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于人生，任何思考都求有助于人生。因此，只有可以落实到人生上的哲学，才是真哲学。西方那种离器而言道的形上学，不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可以把形式从质料中抽离出来讲，构成亚里士多德的上帝观。中国人不会这样，离开了质料的形式，中国人不需要去想它，因为形式总是在质料中呈现出来的。

既然强调“易简”，儒学从根源上讲，也必然如此。然而，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非有大智慧不可。我没有，就只好规规矩矩从古人的论述来了解：何为儒学。

治学之人，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知，知道的知。只要了解了，记住了，就算成了。第二个层次是懂，光知道还不行，只不过拾人牙慧。要想让知成为自己的知，必须要懂，要透。第一层与第二层互为表里，知是懂的基础，懂是知的深化。正如黄梨洲先生所讲：“读书不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博而不反之于吾身，则为俗学。”

治学的第三个层次，是学之最高层次，即通，就是贯通，一贯而通，是对书本知识的超越，不再拘泥于书本，也不再拘泥于科目。只会旁引博证的人，还没有达到通的层次。孔子是通的，所以他的道“一以贯之”。《庄子·天下篇》的作者是通的，因为他知道，“圣有所生，王有所出，皆原于一”。中国很多古人懂得这个道理，司马谈引《易大传》说出了这个道理：“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宋明人强调理一分殊，也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要想通，单靠读死书、死读书是不行的，还要思想，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不仅要学、要思，还要行。这是儒学的根本，也是学习儒学的前提。

上个世纪，中国有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名叫谢扶雅，他研究周易哲学，研究基督教哲学，参与、组织翻译了许多基督教经典著作。他用信、知、行三个字来总结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认为希伯来文化是信的文化，希腊文化是知的文化，中国文化是行的文化。基督教在中国，若想要有所建树，对世界有所贡献，必须要走信、知、行三者合一的道路。

所以，一个要想在学问上通的人，必须学、思、行并重，而这三者必然要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信。这个信，即包括基督教的信，也是包括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信。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将信将疑，懂都很难达到，还说什么通呢？

就好像一个人，总是在门外研究，他可以把房子描绘得很像，惟妙惟肖。但就是不进门，终究无法知道根本，既不知根本，如何能够通呢？对儒学是如此，对神学是如此，对任何一种学问，莫不如此。所以，客观的研究这句话，实在太不可靠了。
儒学一词，从字面上看，就是儒家的学问。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很多人能感受到，能体会出来，但很少有人能说具体了，大概也无法具体。

我不打算从今人的著作来看，因为今人的研究太讲究方法论，把一个整全的学问肢解了。一个拿着一点讲，就像《庄子·天下篇》所说：“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每个人得到的只不过“一察”而得之片面，但还不自知，以为自己全得到了。治学不能这样，要有气度，有心胸，要大气。不能自满，自以为是。使徒保罗在《圣经》中说过一句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圣经·新约全书·腓立比书》三章13节）这是针对基督之道讲的，但可以作为一个原则，运用在人生的许多方面。

我想借着古人的论述来了解什么是儒学，看看古人怎样讲儒家和儒学。我选的第一篇，就是《庄子·天下篇》中的一段。选这一段的目的，是要先从“古之……道术”全面来看。先将这一段附录于后：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我先把《天下篇》这段话稍加注解，不过，要真正搞懂，一定要自己去读。中国古人的著作，单靠讲解是不行的，一定要靠自己去读、去悟、去体会。

中国学问与西方学问在方法上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西方学问讲究思想（thinking），讲究尽量多的知识，所以西方人的学术著作喜欢旁引博证。中国学问（尤其是儒、道及佛教的禅宗）讲究感觉（feeling），所以中国人的学术著作不崇尚庞大的体系。传统的中国学人愿意读旧书，从旧书中得到新的感受。这正如苏东坡所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这个不同的结果是：西方学问由知识积累，中国学问必须人生阅历的积累。所以朱熹教人，主张先读《论语》和《孟子》。他说：“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语孟用三二年工夫看，亦须兼看大学及书诗，所谓‘兴于诗’。诸经诸史，大抵皆不可不读。”单单一个《论语》和《孟子》就要三二年工夫方可小成，可见中国学问需要感受，需要悟。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

方：道也。以其有：以为自己拥有。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

道术：普遍之道。术是指道的运用。上古之人所体现出来的道在什么地方呢？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神：妙物之名；明，智周为义。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

宗即本，依道家，本即自然。精，指道，道家的道，《老子》所谓“其中有精”的“精”。真，指道之本质，《老子》所谓“其精甚真”。

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兆，预示、预知。

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熏然：像温和的南风，可以吹化万物。

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

守法为本分。表，标志。参，比较。稽，考查。决，决断。一二三四，指法、名、参、稽。齿，指序列。

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事，耕织之事。常，不变之理。蕃息，繁衍生息。畜藏，积蓄、储藏。

古之人其备乎！

备：完备。

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配：合。神明：上文之“神由何降？明由何出”之神明。醇：通准，以天地为准则。本数：即根本，指仁义道德。末度：即法度。法乃不得已而为之，因而为末。六通：指六合，上下四方。四，春夏秋冬。辟：通畅。小大精粗：即事无具细。运：遥与上文之道术相对。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邹鲁之士、缙绅先生：指儒者。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六经所载之数度散于天下，而成为中国道术之根本，诸子百家皆称而道之。就是说，六经并非只是儒家经典，它们乃是诸子百家共同的经典。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

不一：虽以六经为共同经典，但解释、运用毫无统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一孔之见。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
该：通赅，完备。遍：普遍。一曲之士：看问题片面的人。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

判：分割；析：离析；察：放散。

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反：归反，反观。如张横渠论人性：“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篇》）“善反之”，即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以上是对《天下篇》这段话的简单注读，下面再从总体上看一看。

这段话，讲到了中国学术的根源问题，也讲了“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大道理。

首先，他强调道为一，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这句话还原到上一句问话，即“神”与“明”“皆原于一”。这个“一”是什么？就是“天”、“德”、“道”、“宗”、“精”、“真”这六个字。

这些道理都在六经中表现出来了，因为六经都是古人留下来的。

本来，对六经，“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但后来，“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于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自满足于自己所悟到的那点东西，结果，离开道反而越来越远，即“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我说了，这是一个大道理，明白这个大道理，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包括儒学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文化？有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

冯友兰先生有冯友兰先生的解释，梁漱溟先生有梁漱溟先生的解释。

冯友兰先生从环境上讲，说中国人的生活环境，与希腊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他引用《论语·雍也》中的话，“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句话中的“知”，通“智”，智慧的“智”。

冯先生用这句话来说明中西文化的差异。他认为山就是内陆，以农为本，水就是海洋，以商为务。农所引发的思维模式是直觉，因为农耕靠的是对四时更替的把握；商所引发的思维模式是推理，因为经商需要对数字进行抽象地演绎。冯先生由此指出，中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取向是，古希腊哲学在于求知，中国哲学在于体悟人生。[①]

梁漱溟先生从人生的不同取向来解释。他指出，人生有三种路向：

一种是“本来的路向”。取这种路向的人生，“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二种路向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

三种路向是，“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

第一种路向属西方文化，第二种路向属中国文化，第三种路向属印度文化。[②]

冯先生和梁先生的主张，都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问题好像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同样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希腊人和中国人都讲形而上，但是，为什么希腊人要向外求，而中国人只向内求。希腊人向外求，追求外在的超越，所以有本体论，或者叫存有论，ontology。中国人向内求，追求内在的超越，所以有心性论，德性论。

其实，希腊人、中国人，他们的理都是一，但为什么会一个向外，一个向内。只从环境上讲，解决不了问题。

我讲这个，并不是觉得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觉得，只是在思考。但是，这种不同的结果至今还在影响我们，它也必然影响中国的基督教，影响中国的神学。怎样来看待这个影响，各人有各人的主张，可以从正面看，也可以从反面看。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