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在汉地位变迁

思想总是随着社会动荡而争鸣，随天下的统一而整合。大一统对于社会是幸事，但对于思想则是一种禁锢。牢固的统治之下，无论是哲学还是政治思想，非主流的东西都将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会直接被扼杀;而主流的思想又往往会变质，成为本质上的工具。相反，纷乱的时代却往往会有耀眼的思想光芒发出。

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儒家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热衷，这从他们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可以看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去除了习武的内容，增加了“当代史”教育，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为核心，形成一整套文官制度的教学内容。他们始终认为庙堂之上的声音才能立刻传遍天下。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声势可谓浩大。周游列国，却始终不得其所，直至秦末，儒家虽人才辈出，却始终不得入庙堂，不能不说是因为儒家政治思想本质上是治世的理想，是不容于乱世的。

夫子崇尚学识，可认同他、帮他把儒家抬上神坛的不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正是他坑儒焚书，几乎灭绝儒家，而恰恰是流氓出身的刘邦及其后人。

汉朝刚一建立，下层出身的刘邦已经认识到一直以来的严刑峻法不适用于大治的天下，他不可避免的把眼光转向了较温和的儒，墨，直至阴阳，黄老之学。此时各流派也紧抓住这一时机，努力要让自己发扬，这时各流派之争日趋激烈。可悲的是这是与百家争鸣有本质的区别。离开学术范围，企图以国家强迫力来发扬自己的思想，已经注定了不论成败，其思想体系注定要萎缩以至变质。

可以说，在汉初儒家思想并不受宠，崇尚守一、无为、清静的道家的影响更大一些。

此时吸收了其他各家的思想的道家黄老之学已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他的通过清静少事的途径达到天下大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的思想更适合当时社会政治安定，政治作风比较健康的现实。他与汉初需要休养生息，以恢复社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比较宽松的政策不谋而合。在汉高祖至景帝的六十多年里，以黄老之学杂以阴阳学说的政治思想占着主导地位（当然，法家的思想是始终贯穿中国历代的，只是表现的强弱而已）

在史记中可以看到多处关于儒道思想的交锋争夺着政治思想的主导权。

曹参相齐时，召集当地儒生百余人，询问安集百姓的办法，儒生各持己意，曹参不知所从。后请来胶西人盖公，为曹参讲论道家“清静无为而民自定”的政治理论。曹参依照实行，相齐九年，百姓安集，齐国大治。萧何死后，曹参又继任为汉朝的相国，对萧何在位时所制定的规章惯例都不变动，专门挑选郡国官吏中诎于文辞的厚重长者担任丞相史，将言理深刻的属吏予以罢免，效果很好，百姓作歌称赞他是“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史记•曹相国世家》）。

汉景帝时，齐儒者辕固生为博士，在景帝面前与道家一派的黄生辩论汤武受命是非问题，发生激烈争执。窦太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辕固生回答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怒，命辕固入圈击彘（《史记•儒林列传》）。
这时的黄老之学已逐渐从思想体系演变成一种政治术，但其先天不足，汉中期后，社会趋于复杂，各种矛盾浮出水面，清静的老子已经没有能力维系社会的思想的统一，

“诸吕之乱”、“七王之乱”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政治思想的混乱，这时，更复杂，更严密，更有可塑性的儒学终于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汉武帝初年，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帉为太尉，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一起推崇儒术，贬抑道家，引起窦太后的不满。建元二年（前139年），赵绾建议汉武帝以后不再向居住在东宫的皇太后奏事，窦太后大怒，责备汉武帝，迫使汉武帝不得不暂时取消尊崇儒术的计划，窦婴、田帉同时被罢免，赵绾、王臧下吏自杀（《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武帝纪》）。

虽然这样，儒家的优势已经势不可挡了，儒家学说鲜明的政治倾向及其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都与汉武帝时期加强君权、强化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的要求不谋而合。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即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年，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古今治国之道。董仲舒对策推尊儒学，建议以儒学统一学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得到汉武帝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