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孝”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引谢幼伟说：“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深有所知。” [1] 也正因为如此，五四激进派的全盘反传统，批判所谓“封建礼教”，往往就是从“孝”入手的，如吴虞在其《说孝》一文中说道：传统的孝悌之道“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愚弄，不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孝字的大作用，便是如此” [2]。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吴虞等人对于传统孝道的批判？应当承认，事实上，这种批判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缘由何在？就在：进入专制时代（观念史上的“后轴心期”）以来的两千年来，“孝”确实逐渐被凝固化、板结化了，成为了一种僵化的道德教条，诸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而这种道德教条又被“制度化”，成为了专制社会的皇权、父权的附庸，乃至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曾经造成了许多“以理杀人”的悲剧。这也正是五四思想的合理之处；但也必须指出，假如按照五四激进派的全盘反传统的思想方式，连父母子女之间的那种本然的亲亲之情也不要了，那就当真沦为禽兽、甚至“禽兽不如”了。而不幸的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实。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孝是否应当成为道德原则，而在于：孝成为道德原则是何以可能的？然而时至今日，学者在谈到孝的时候，通常仍然仅仅把它理解为一种道德原则，而没有进一步追溯这种道德原则的生活情感本源。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陷入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困境。例如，我们固然应当重读《孝经》，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孝经》其实是一套完整的关于“孝”的形上、形下的规范建构，这种建构所适应的是封建专制时代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回到更本源处，回归作为大本大源的本真的生活情感，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有效地切入我们当下的生活，在生活本源上重建“孝道”。
一、孝道的生活情感本源
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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