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国，其传统文化中充溢着浓厚的道德色彩，而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更是一部道德经典史，即使说道德文化是儒学的核心和本质，也不显得过分。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重新审视儒家道德文化，消解、超越其糟粕，批判吸收其精华，对当今社会不无裨益。当然，并非是在高扬传统的道德主义，儒家道德文化作为服务于古代等级制社会的工具，具有时代性，应加以批判、否定，但同时，其深厚的积淀依然传递、折射着民族的精神底蕴，仍深深地浸润着每位中国人的心灵，其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普遍性的精神、原则和思想，仍有一般的普遍意义，若加以整合创新，一定会获得新的时代内容。众所周知，没有传统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而有着深厚传统根基的社会虽然其传统文化的内聚力和认同感会延宕了社会转型的过程，甚至传统的糟粕会催化社会的不良因素，但传统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推陈出新，积极扬弃。正如希尔斯所说:“传统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它们也很少是完善的。”的确，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完全格守祖宗遗训的保守主义都不可取，在当前若能因势引导，消除残渣，宏扬儒家道德文化的积极因素，可以起到矫正纠偏、防止道德失范的正效应。本文拟从以下几点，粗略地探究一下儒家道德文化的现实意义。
一、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为克服官本位，树立民本位和公仆意识提供了参照，为行政者道德修养的培育及服务行政的实现提供了借鉴
历代儒学先贤都注重道德践履，把德治作为治国的根本。他们希望通过道德教化和道德的内在约束力，实现社会道德的协调和社会的安定和谐。当然，为政以德的思想在封建社会往往会付水东流，然而这并不影响德治思想本身内在的生命力，尤其在人民当家的当前，儒家道德文化便有了现实意义。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先贤们精辟的德治思想，以便从中汲取养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治国必须以德服人，道德教化可以使百姓心悦诚服，相反，若主张暴政，则难以从内心使百姓臣服。当然，在当今，必须要以法治为主，德治与法治互动，才能相得益彰。就此孟子也说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赡;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倚仗势力征服别人，不能使人从心里服从他，而是出于力量不足的原因，只有凭借德行才能使他人心服;也只有用道德行仁政，才可以称王于天下，正所谓“以德行仁者王”。可以说，正是由于注重德治，东方文明古国才不至于在历史中湮没，恰恰相反，依旧经久不衰，稳步走向现代化强国;也正是一些公认的伦理道德的内在约束力，才确保了社会的有序和不断兴旺发达。所以，江泽民同志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并举，作为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其良苦用心自然不言明，而道德在安邦治国中的地位也便不言而喻了。
然而，德治的意义远非仅此而已。以德治国，本质上就是要求行政者以民为本，做到“关心民虞，’，体现出对百姓的终极关怀。故此孟子提出:“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确实，权力本来自人民，只有服务于人民，才是正确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君道”若行政者不应百姓之需，逆民意，则会舟覆政亡。所以说“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叶不动者。”只有顺从民意，才不会如莱封那般自取灭亡，而莱封的境遇，正是其失民心之所然。因此孟子又总结说道:“莱封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民为邦本，就是要求行政者树立民本思想和公仆意识，只有如此这般，才能够得民心，实现德治;也只有做到敬德保民，关心百姓疾苦，才能达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优。相反，若只顾个人利益，高高在上，树立官本位，则会被百姓所唾弃。当然，儒家道德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归根到底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不过，其重民、以民为本这一理念的提出，则有跨时代的意义，若加以整合利用，为消除一些行政者官本位的思想，培育其“权力民授”、“衣食民养”的行政道德意识，有深远的影响。
而为政以德，实现德治关键还在于提高行政者的道德修养。儒家的道德文化中的以德治吏、以德修身的经世名言，为当今行政者道德修养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也很有意义。在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今天，由于人的相对理性和相对自私性，往往会抵制不住利益的诱惑而难以自拔，当然，行政者也不例外。为了实现为政清廉，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及腐败的滋生蔓延，就有必要借鉴历史之镜，吸取历史之经验。翻开历代儒家经典，可以看出其始终强调以德治吏、以德修身。为政者也只有立政为公，义重于利，才能做到为政清廉，铲除奸位小人，真正实现德治。正如荀子所说:“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说者是止，贪利者退而廉洁者起。”《荀子.君》而且，也只有立政为公，才能博得百姓拥护，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行政者的权威是靠自己的德性塑造出来的，一个好搞裙带关系，好摆官架子的行政者，不仅不能做好表率，其不良行径还会波及下属和家人，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可见“君好之，则臣为之。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荀子.君街》大学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思想也把“修身”列为榜首，只有先提高自己的德行，才能齐家;也只有管好家，才能治理天下，“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总言之，为政以德，注重德治的理念的提出，具有超时代的意义，虽然在中国古代难以真正兑现，但其理论本身不会因产生于封建时代而失去其内在的价值。为政以德、以民为本、立政为公、修身齐家平天下等德治思想承启了现代文明与传统道德的融合，直至今日，仍对行政者有参照意义。
二、重德崇义、先义后取的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消除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和消融日趋膨胀的个人主义，有助于集体主义原则的强化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人性得以极大解放，个性得到了彰显和尊重，公平公正观念也得到了确立和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驱动原则又不同程度上滋生了损人利己的行为。一些人片面、过度地强调个人价值，否定集体价值，甚至把人的自私本性视为社会发展动力。
个人主义的膨胀，离析了民族整体性，必将对社会和他人构成威胁，使得社会道德沦丧和社会秩序混乱。而儒学道德至上的价值体系中，包涵着丰富的内容，如重德崇义、先义后取等，对消融当前不良趋向有正效应。因为它强调将个人溶于群体关系之中，要求个人价值服从群体价值，以此最终实现个人、国家同构，人同于我、人人向上的景象。儒家先贤们认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就在于道德。懂得德义是“人禽之辨”的根本标准，正因为人类知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的人伦道德，才远离禽类，有人道。道德作为族类的本质特征，也便构成了每个成员的人生内在驱动力和价值目标导向，因而自古以来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壮举。孟子也就道义说道:物质利益只能满足人的肉体之需，唯道义才能满足“大体”（精神）之需，所以他积极倡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秽，《孟子·肛灯》的高尚情操。此番告诫催生了多少仁人志士浩然之气，能说对当今没有借鉴意义吗?以我一孔之见，重德崇义的传统道德，只要加以扬弃，必然有助于现在人们道德理性的生成，整体观念的强化，利己主义的抑制和整合。因此，有人曾写道“传统思想文化中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丰富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性，促使人们自觉向善，增强道德修养，超越名利的羁绊，讲究礼仪，成为富有文化精神生命的人。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十分完善、成熟，是与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的催化密不可分的。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在客观上引导着人们向着共同目标行进，从而增强了民族凝聚的力量。”
先义后利的道德观念，同样有现实意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诊鱿”意思是说君子崇尚的是道义，小人要求的是私利。道德追求是以利他、奉献为取向的，而对利的追求则是一种为我的行为。若人人都能先利他，或者至少不损人，这世界何尝不美，极端个人主义也便无立足之地了。“君子义以为上”，意思是君子以义为高尚的品德，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则是可取的。这些强调个人对物质利益的取舍应有道，以道德来指导物质利益分配，是仍有意义的，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抑制同样能起一定的功效。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又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儒学先贤们提出的这些重义的价值取向，培养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民族整体主义的精神，这种群体本位思想，强调个人溶于群体之中，要求个人价值服从群体价值，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显著的民族亲和及凝聚功能，所以又有人这般写道:“儒家这种意义的思想，与其重整体利益的思想密不可分。义是规范主体道德行为的标准，是维护整体利益的调节剂，.通过义的高扬，突出整体利益的整体性和绝对性、至上性，从而使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以整体利益去调节、控制个体利益。”
三、内圣外王的思想，能够促进个体道德修养的提高、道德情操的培养及崇高道德风范的建立，并最终促使理想人格的确立
儒家主张通过“内圣外王”的理想规范，以实现个人的理想人格。“内圣”是指个人通过内心对“礼、仁、义、忠、信、廉”等道德规范的内省和领悟，以达到至仁、至善、至圣的精神境界。
“外王”则指个体把内省所得的道德修养，推及他人和社会，以实现德政、王道。“内圣外王”其实质追求的是个体与他人、国家同构，以此实现与群己、社会的融合。当然，“三纲五常”的封建糟粕性及其以往对人性的压抑和残害是不足取的，但若撇开纲常伦理对人性的抑制一面，抽象出其普遍、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则是经世致用的，是中华民族，甚至可以说是世界道德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如“仁”，就其要求克制自己的私心，使自己行为合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以达到“爱人”的点上看，是积极合理的。在今天，若人人能够做到爱人，关心他人，那么对道德的滑坡定有制止力。再看“义”，就其强调公正和正义，强调取之有道，对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的实现有正效应。而“智、信”等强调为人要懂得明辨是非，做到诚实守信，这无疑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契约的培育，提供了道德范导，而市场经济负效应下的信用危机，也可大大改观，制假卖假，坑害人民的变态活动也可得以制止，同时，也可维护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总之，通过对“内圣”的追求，可使社会单个个体实现守仁行义、诚实守信、忠诚有节、宽容谦逊、廉洁自律的理想人格，然后经由“外王”的推广教化，使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也得以加强。
综上所述，儒家道德文化作为应古代封建等级制社会所需的产物而言，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局限性，借纲常伦理对人性的抑制和迫害及假借伦理道德对黎民百姓的奴化，是与当今道德要求格格不人的，但同时，要认识到儒家道德文化的二重性，其超越时代的一面，是能够与当前社会道德规范相融合的，而且其整合功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协调，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儒学强调道德是人的本性，其为政以德、重义崇德及内圣外王等道德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批判继承、因势利导、综合创新，定能拓宽社会道德底蕴，使整个社会文明程度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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