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初证》

作者：姚曼波
孔子作《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言之甚详。但孔子作的《春秋》，并非“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蓝本。

其实，对“春秋经”非孔子作这一点，从唐代刘知几开始，就以“惑经”为名作了初步的证明。这以后，历代学者如郑樵，朱熹，刘克庄，朱彝尊，石韫玉到“五四”以来的顾颉刚，杨伯峻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考辩，论定“《春秋》者，鲁史也。”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虚妄。

一、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即指“春秋传”

孔子作《春秋》之说，最早始于孟子。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亦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孔子是“作”《春秋》，而非如后代经学家所鼓吹的只对“鲁春秋”进行“笔削”，作“一字之褒贬”。其二，孔子出于时代的历史性剧变的需要，怀着“罪我”之惧，首创私修《春秋》之举。“《春秋》，天子事也”，在孔子之前，修《春秋》是史官才有的权利，而孔子不仅“侵权”私“作”，而且还要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故不得不担心“罪我”。从性质上看，孔子的《春秋》不同于今之“春秋经”，而同于“春秋传”。其三，从讨伐“乱臣贼子”而言，只有今之“春秋传”才“当得起”。“经”不仅记事简陋，而且褒贬不明。孔子身居的鲁国，有弑君五，逐臣二的史实，在“经”中无一得到反映。特别是对典型的弑君杀臣的“乱臣贼子’庆父，“经”中未讨一笔。相反，对被孔子叹为“良大夫”的赵盾，却强加上了“弑君”之罪。如此黑白颠倒，实在不足称道。唯有“春秋传”，才对这些被“经”所隐所讳的事实真相，一一予以披露，予以深诛严伐。言鲁史官之不能言，记史官之所不敢记，为后代保留了唯一的信史与珍史。在内容上，只有“春秋传”才悬明确针对“邪说暴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实而作的。

孟子还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里的《春秋》，同样是指孔子作的“春秋传”，而非“经”。因为在“春秋经”中，记载最多的是鲁襄公(51次)，鲁隐公(40次)，鲁成公(38次)，而提及齐桓公仅30次，晋文公仅8次(据友人赵生群君统计)。齐桓、晋文占的比例并不多，（绝未占突出地位），当不得“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说。“其文则史”更谈不上。唯独“春秋传”即今之“左传”中，“齐桓晋文之事”记载甚详，其中晋文公尤为突出，从其流亡各国到称霸中原，载之历历。晋史在全书中占了近五分之一，而晋文则是其中写得最详尽最个性鲜明的人物，的确符合“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评价。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春秋”，即指“春秋传”。

有人认为，孟子是出于“道统”“师尊”的观念，才吹捧“孔子作《春秋》”之功。则笔者可举并不尊儒的韩非子的记载，证明孔子作“春秋传”。《韩非子·外储说》上引证“春秋”晋文公攻原之事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不见于“经”而唯见于“传”。——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曰：“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日，‘原将降矣’。军吏日：‘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这里的记载，晋侯的“信，国之宝”的话与孔子说的，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左传》——“春秋传”的这段史料，是孔子据“闻”而“记之”。

又，韩非子每每称引“春秋”史料，多指“春秋传”。如《奸劫弑君》篇：“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此不见于“经”，而见于“春秋传”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境，闻王有疾而还……问王疾，缢而弑之。”不仅内容吻合，而且字句也大同小异，说明韩非子引自“春秋传”原书。

不仅韩非子，战国时代其它书如《战国策》《吕氏春秋》等等，所称引的“春秋”均指“春秋传”。刘师培考定“今考周季之书所述《春秋》，均指“左氏”，并进一步推论“是则战国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斯时公、谷未兴，‘春秋’之名，仅该左氏。”（俱引自刘师培《左盒集》卷二《左氏不传〈春秋〉》)

从战国诸书普遍征引“左传”却无一人提及左氏之名，而唯见称道孔子作“春秋”，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诸书所称引的“春秋”(“左传”)即孔子作的“春秋传”。司马迁说“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说明孔子曾亲自通过其高足弟子传播过“春秋传”。《韩非子》中曾提及“子夏之说《春秋》”，可为佐证。正由于孔子学生的广泛传播，所以“春秋传”才得以广为流传，遍为各书家征引。这应是合于情理的解释。

二、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亦指《春秋传》

除了孟子称述孔子作《春秋》外，司马迁是后代史家第一人。《史记》的《世家》，《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等多处再三称述并推崇孔子作《春秋》的丰功伟绩。司马迁所称的“春秋”亦指“春秋传”，而非“经”。

首先，看《年表序》中对此的称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现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拾《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上述引文中值得推敲者有几点：
首先，左氏、“左氏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问题。—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而“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析，“论”。者，“论纂’或“论说”之谓，即左氏对孔子史记作过整理，编纂或评点论说，今“传”中恰有“君子曰”，“仲尼曰”之议论，可为佐证。而“传”的蓝本是孔子写下的。再者，虽然司马迁把《左氏春秋》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相提并论，皆作为孔子《春秋》的“衍生品”而从属之，然而也突出显示左氏与孔子《春秋》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与其他著作的不同。整部《史记》，对《左氏春秋》亦唯此处一提，可见，“左传”——“春秋传”的原作者应是孔子而非左氏。孔子作的“春秋”就是“春秋传”。否则，司马迁决不会如此“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因为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左传”都要远远超越于“经”的价值。

其次，从所谓“兴于鲁而次《春秋》”而论，今之“春秋经”，不仅记事残阙不全，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弊端百出，而且还存在许多“有时而无事”的赘笔，完全是史官例行公事式的原始记录，毫无加工编“次”的痕迹。故这里的“次《春秋》”必是“春秋传”才符合实际。即孔子以“鲁”《春秋》为‘兴’，依其体例编次史料。考今之“传”，恰恰正是依“经”而“立”，发其凡，起其例、略其详，补其缺，处处与之紧相呼应。(据人统计，“传”全书中直接解“经”者1030条，不直接相关者仅300条)。很显然，作者纂写“春秋传”时是直接紧扣“鲁春秋”遂字逐条编次的，这完全吻合了“兴于鲁而次《春秋)》”的说法。

第三，从上引文中“不能尽观《春秋》”“上采《春秋》”，“删拾《春秋》”，“捃摭《春秋》”的提法看，孔子“春秋”，必体大精深，内容繁富。《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孔子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可为佐证。故从规模字数上看，孔子《春秋》亦当是“春秋传”而非“经”。第四，司马迁在《史记》中每提及《春秋》，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多指“传”而非“经”。唯有两处有异议，一是《孔子世家》记：“……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考《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可见“经”非孔子所修。而“春秋传’的记载，也同样隐讳了“实召天子”这个事实。“传”记曰：“作王宫于践土……献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普侯为侯伯……，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俨然是天王巡狩的排场，丝毫没有凌越“召王”之迹象。故太史公说孔子作《春秋》“讳”之。

《史记》(《赵世家》)还有一段记载同样值得斟酌：“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查《春秋经》定公十三年记：“初，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二者文字有出入。显然这里并非引“经”原文，而只是讲孔子记载了赵鞅以晋阳叛这件事，而“春秋传”对此载之甚详。故“书《春秋》”同样可以看作是指“传”。若孤立地看，此处固也可解释为指“经”。但顾炎武《日知录》在“《春秋》阙疑之书”条指出：“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既然“经”中连天文历象之阙失都不敢补正，则人事之是非，自然更是“圣人不敢”了。难道夫子独独于上引二处破例去“书”去补了么？这是难以解释通的。

《史记》中的以上两则材料，只能证明，孔子确实书过“春秋”。但此“春秋”非“经”而是“春秋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经》十一卷(自注公羊、谷梁二家)。”笔者认为，这《春秋古经》很可能即司马迁读的“春秋古文”(“春秋传”)，它与左氏、公、谷三家体、例各不相同，之所以有“十二篇”，因其依鲁十二君而编次。“左传”之文常有割裂之痕，如鲁庄公十八年记：“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又记：“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笔者疑其在孔子“春秋古文”中，二段当连载于一篇中，“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如此方连贯。

司马迁时，孔子写的“春秋古文”尚存于世，司马迁读的是他的原本而非“左氏春秋”，故为之大加褒扬，树碑立传。而到刘向、刘歆时，孔《春秋》大概已亡佚，唯“左氏春秋”尚存。孔子作《春秋》遂成疑案。但司马迁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三、从《左传》证实孔子作“春秋传”

以上所说，还只是从侧面证明孔子作“春秋传”。我们还可进一步从《左传》中找到有关的正面证据。

（一）《左传》中贯穿全书的五十多则“仲尼曰”；“孔子曰”透露了孔子作史之迹。

它们虽为左氏或孔子门徒所加，但都用以补充或阐发孔子对所载史实内涵及其褒贬挹损之义的评论。这不仅反映了《左传》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观点的高度一致，而且也从不同角度透露了孔子搜集史料作史的侧影。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齐之战中，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卫大夫孙桓子，“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此年，孔子尚未出生。“闻之”，明孔子非从书面而是从传闻中搜集到此史料。(这段话是听时所发感慨，可能为其门徒所记，被左氏补书于此。)

《左传》成公十七年记：“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庆克与声孟子设计陷害，“刖鲍牵而逐高咎……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此事亦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孔子对《左传》里的“中媾之事”宫室丑闻的细节如此了如指掌，若非亲自写作，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与此相类的例子还有，《左传》宣公九年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皆“表其衵服戏于朝”。陈大夫泄冶为此劝谏国君，反遭杀戳。“仲尼闻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这个“闻之”，同样说明孔子是从传说佚闻中搜集到这段“野史”的。

孔子不仅熟悉《左传》的细节，而且谙熟其中的行人辞令，人物对话。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详载郑国子产面对晋国的“问(人)陈之罪”，侃侃陈辞，使晋人语塞，“不能诘”，终于受礼而舒之，保全了郑国的地位免受大国蹂躏。文中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此年孔子方数岁幼童，故这段“仲尼曰”也是孔子事后深入了解子产的这段辞令内容而发。孔子在《左传》成书前即对其中人物对话如此谙熟，若非亲自创作，也是很难做到的。

不仅如此，《左传》的记载中，还有直接反映孔子师徒收集记录行人辞令的迹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这“仲尼”句，明显是后人插入的语气。这个“举”字，据《十三经》注疏引沈中宾语；“举谓记录之也。”又引《正义》云，“盖于此言也，宾主多有言辞，时人迹而记之。仲尼见其事而善其言，使弟子举是宋享赵孟之礼以为后人之法。”说明孔子曾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记录搜集过行人辞令。《论语》中孔子向学生说过“一言以伤邦”“一言以兴邦”的话，说明孔子让学生记录历史人物外交辞令，当非偶然。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还记载了叔向的议论：“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这与襄二十五年的“仲尼曰”，与《论语》中的有关记载，同出一辙，正可相印证。

笔者认为，《左传》的行人辞令之所以传颂千古，成为史家绝唱，“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它与孔子的卓越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左传》体现的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的高度一致。

《左传》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仁政、民本、礼治观念，与孔子几无二致。孔子在《论语》中的观点，处处能从《左传》中找到印证。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晋侯总结为政之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此三点即孔子说的择贤任能，“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使民以时”。

《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日“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也，孤必与焉。”这与《论语》中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民本思想完全一致。

孔子认为打仗必先教民。“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左传》叙写战争，也多以教民，养民作为决胜先决条件。作者写晋文公之所以能在城濮一战而霸，是因他“始入而教其民”使民“安其居”，“民怀生矣”又“伐原以示之信”，继而“大菟以示之礼，作秩以正其官”而后用之。作者总结道：“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论语》与《左传》可谓琴瑟相和。

孔子继承周之礼，把“克己复孔”作为“仁”的标的和治国之本，“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左传》全书也处处体现了这种“尚礼主义。”《左传》僖公十一年，周天子派内史到晋赐命，晋惠公受玉不恭，内史因此预言：“晋侯其无后乎?……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左传》成公十年，申叔时论楚臣子反背信违礼，断言：“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成公十三年，子反果以违礼而取祸亡身。

如果说，《左传》在仁政、民本，礼治的主要思想倾向上与孔子的高度一致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左丘明等也可能受孔子影响而显出一致），则在对待争霸、特别是齐桓公的评价上，《左传》与孔子的符契相应，而与《国语》极端对立，则更发人深思。

《论语》中孔子曾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对管仲推崇备至。而对霸主齐桓公并不赞扬，对另一霸主晋文公，则说他“谲而不正。”《左传》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一致。《左传》在写齐桓公“九合诸侯”的史迹时，落墨的重心在其“一匡天下”“尊王攘夷”之功，描写的正面主角，不是齐桓公，而是管仲。对霸主的称雄好战，作者本质上是批判的。对著名的葵丘之会，作者通过宰孔之口批评道：“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劝阻晋侯“可无会也”。对齐桓公的“九合诸侯”可谓全盘否定，一笔抹倒。而《国语》作者在描写葵丘之会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极力抬高齐桓公的地位，大写其霸主的威风：“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旃，诸侯称顺矣。”作者还铺写其东征西伐之功，美化桓公“忧天下诸侯”，甚至吹捧说“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赞颂霸道，美化霸主，表现出与《左传》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足证《左传》决非《国语》作者左丘明所写。

（三）《左传》的哲学宇宙观与孔子的高度一致。

《论语》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孔子认为“天道远，人道迩”“敬鬼神而远之”。“不言”“远之”，都是存疑的态度。

《左传》尽管记载天道鬼神灾祥》筮，但每每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现出与孔子相同的思想倾向。昭公十七年，郑裨灶预言宋卫郑陈“将同日火”，再三要求用瓘斝玉瓒祭祀以禳灾，郑子产不同意，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与，亦不复火”。同例还有，昭公二十六年，齐有慧星，齐侯使禳灾，晏子公开反对：“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余，若之何禳之?……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重人事，不信巫，表现出十分客观的态度。而郑子产、晏子，都正是作者充分赞扬的人物。

清人汪中说：“《左氏春秋》典策之遗，本乎周公，笔削之意，依乎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并例举《左传》中各方面事实十余条，说明它言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未尝废人事也”(见《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如随侯以牲拴肥腯，粢盛丰备，谓可信于神，季良以为“民，神之主也。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郑内蛇与外蛇斗，内蛇死，申繻以为“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又如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苏占卜不吉；及惠公被执，曰：“先君若从史苏之言，吾不及此”。韩简以为“先君多败德，史苏是卜，勿从何益？”如此等等。汪中认为，“当时深识远见之君子，类能为之矢德音，蔽群疑，而左氏则已广记而备言之，后人其何疑焉?……天网恢恢，吉凶之应，有时而爽，策书旧文，谨而志之，所以明教也。”“祸之有无，史之所不得为者也；书法无隐，史之所得为者也。君子亦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此史之职也。”(同前)。
汪中之论，足以驳斥那种认为《左传》“其失也诬”“是非颇谬圣人”的偏见。

(四)《左传》的写作年代与孔子的关系。

许多论者根据《左传》中占卜预言之应验，断言《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左传》记卜辞与预言，有验有不验。如秦穆用三杰殉葬，作者预言“秦不复东”并不符合后来的事实。此预言只是出于作者对人祭人殉的残忍行为的憎恶。又如《左传》鲁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但事实是此后卫历十九君共四百三十年乃迁于野王。当然，记应验的较多，作者必从当时历史现状出发，选择有可能应验迹象者录之。其卜辞也大多写得较虚活。

至如持“战国说”者引以为证的关于毕万受赐于魏和韩赵魏三分公室的预言。前者之卜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毕万之后必大”。“必大”、“必复其始”都只是推测语气。春秋末，孔子在世时，晋政萃于三族、魏氏权倾朝野，都已是现实存在的事实，虽未见到三家分晋，但不难预料。《左传》鲁襄公二十八年，魏献子分封大夫，“仲尼曰：“其长有后于晋国乎！”二十九年，季札至鲁观乐，适晋，对赵文子、韩宜子，魏献子说：“晋国其将萃于三族乎！”都是从现状作出推测，不必等到战国才如此写。 

持“战国说”者普遍引证的另一卜辞是《左传》鲁庄公三十二年陈氏卜妻。《传》记载：“懿氏卜妻敬仲，卜曰‘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及陈之初亡也，(鲁昭公八年楚灭陈——引杨伯峻注)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鲁哀十七年，楚复灭陈)也，成子得政。”这里的“五世其昌”，指陈桓子，据《史记·田完世家》记：完卒谥为敬仲，仲生樨孟夷，夷生湣孟庄，庄生文子须无，敬仲五世孙陈无宇。齐至陈桓，篡夺之势已成。所谓“成子得政”当指陈常，敬仲八世孙。《五经正义》沈氏引《史记·田完世家》云：“桓公生武子启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为田成子，是敬仲为七世。言八世者，据其相代在位为八世也。成子杀简公专齐政，是莫之与京也……所传之时，完之子孙已盛，故《传》备言其终始也。”案《左传》鲁哀公十四年，陈恒杀其君壬于舒州，当时孔子尚在世，曾“三日斋而请伐齐”。既已看到“成子弑其君”而“得政”，则“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预言，亦不必到战国才作出。故此事不能作为成书于战国之证据。

其实，《左传》中真正记载战国之史料仅一条，即三家灭智氏、三分公室，这已是书末后人的续笔了，其时距孔子卒也不过数十年。

再从《左传》记载史料的详略情况看，在鲁君十二公中，以襄、昭，定、哀四公时代史料篇幅最详，占了全书一半，其中襄公时代尤甚。汉儒汇《春秋》三世之义曰：

所传闻世(九十六年)——隐，桓，庄、闵，僖

所闻世(八十五年)——文，宣，成、襄

所见世(六十五年)——昭、定，哀

董仲舒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春秋繁露》)这一段话，如加于《左传》，倒是很恰当的。据所见所闻而记，故详近略远，为依违免祸，故隐近而彰远。孔子生在昭、定，哀之世，故对成、襄之事详明，对昭，哀时事则隐微其辞。。

另外，从思想和语言风格看，《左传》也符合春秋的时代特色。春秋尚礼重德，辞令婉而多礼，战国尚力尚谋，文字粗豪，铺张扬厉。元代《春秋》之学最有成就的学者是黄泽，其门人赵访在其《春秋师说》中转述其师之论《左传》曰：“是春秋时文字，或以为战国时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体。战国文字粗豪，贾谊、司马迁尚留有余习，而《公羊》，《谷梁》则正是战国文字耳。”（卷上《论三传得失》）

所以，从时代方面说，《左传》也正符合孔子的创作时代。

(五)《左传》国、，地域与孔子的关系。

《左传》记事，以晋、鲁、楚最详，宋、郑，齐次之，其它还有卫，吴，陈，蔡、曹，燕、秦等国。唐啖助说：“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册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三传得失议》)其中晋、鲁、齐、郑、周、吴，与《国语》史料相同者甚多，当为得之各国同一史料来源，秦、燕之事附随晋史而生，似无独立国史来源。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陈、曹、蔡，卫这些在中原无足轻重的小国，一般史官是不易予以注意的，为何也能占有一席之位呢？尤其是有些史事似非得之正史，如陈灵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淫乱之宫庭丑闻，皆“表其衵服戏于朝”的淫秽场面，似得之野史佚闻，说明作者曾到过陈。而文中写陈大夫泄冶以劝谏此事而被杀，又恰恰附写了孔子对此事之评论，“仲尼闻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治之谓乎?”正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程度。这个“闻”，透露了孔子搜集遗闻的消息。

如果将此情形与孔子生平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奇妙的联系，凡《左传》记载较详细者，也正是孔子生前游历过的国家。太史公说孔子“三十岁，盖见周藏室史老子云”，随即又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鲁定公十四年，从鲁司寇退位后，出游各国达十四年之久，先后适宋、卫、陈、蔡，楚等国，二度过宋，四次过卫，在陈，蔡这些小国各盘桓三年之久。又冲破陈、蔡大夫的重围，应楚昭王之聘亲赴楚国。太史公说孔子“厄于陈蔡作《春秋》”，恰可与之印证。

《左传》对楚国——这个远离中原，与周朝殊少讯问的“南蛮”——其史实却记之甚详，笔者认为，它与孔子的赴楚必有直接关系。从《左传》记楚史时的许多语言称谓可知，许多史料直接引自楚史，如齐楚召陵之盟中，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何如?”“不谷”为楚国的国君特有的自称。另一尤为明显的例子是，中原之史如鲁《春秋经》中称楚国国君，一律称为“楚子”，但《左传》中却有时称“子”，有时称“王”。之所以有这种现象，原因在于，后者是直接引自楚史而习用其称。如《左传》鲁庄公四年记曰：“四年春壬三月，楚武王荆尸……“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槁木之下”。从行文内容、笔调、语气看，这一段来自楚史原文。又如庄公六年《左传》记：“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伯棼射王…．”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前面是作者撰写，故称“子”，自“伯棼射王”之后，皆录自楚史原文，故称“王”。

据宋人程公说《春秋左传分记》九十卷，其“世家”四十四卷近千页，其中晋史六卷199页，鲁六卷168页，楚四卷112页，郑三卷110页，齐三卷82页，宋，卫，周，吴、秦、陈、蔡各一、二卷。这些国家除秦，燕，吴三国外，其余各国正是孔子亲身游历过的，这恐怕不能说它仅仅是巧合吧？

(六)关于《左传》最后部分对仲尼生平事迹记载及其与孔子的关系。

《左传》自鲁昭公之后，有多处记载孔子及其门徒的事迹，多似出于后人之补笔或续笔。《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病重时，向人介绍孔子家世，预言：“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嘱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此年孔子方十七岁，说与何忌尚未生，其师事孔子在昭公二十四年。把十七年之后的事提前写于此，事理不通，荒诞突兀，明显是后人插入之笔。

又：昭公十七年《传》记：“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这一段记载，与《传》中习有的“仲尼闻之曰”语气一样，且插入于此，显得前后不接气。因为在此前，除了上文引的孟僖子预言孔子将为“达人”外，别处都没有提及孔子生平行事，在此后面又无下文的交代，这里突然插人“仲尼闻之”扦格不通。

《左传》定、哀之后，记载孔子师徒着墨增多，而且对孔子的称呼也不同于前，时而直呼为“孔丘”，时又称为“孔子”或“仲尼”。且有多处记载同于《论语》，似出其门徒之手。如：《左传》哀公十一年记齐鲁之战，“右师奔，齐人从之。……孟子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

《论语》记：“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又《左传》哀公十四年：“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三。……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论语》：“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二者从事实到对话都大同小异。很明显，《左传》这些记载，出于门徒或其他后人手笔。

四、从孔子生平看“孔子作《春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从这段话中，可以说明几点：
(一)从时间上看孔子立志作《春秋》，是在“为鲁司寇”碰壁之时，即在鲁定公十年至十四年间，时年五十至五十五岁。由于政治主张行不通，决定著史明志。随即历游卫，陈、曹、宋、郑、楚、蔡等国，直至鲁哀公十年才返鲁，历时十四裁。此后到去世的六，七年，是孔子的集中著述期。这样看来，孔子作《春秋》，从酝酿，搜集史料到著述成书，前后长达二十年以上时间，而非如许多人所说去世前两年才开始执笔。

(二)孔子作《春秋》，有明确的创作宗旨：“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史记》“索隐”案：“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这就否定了所谓通过“一字之褒贬”阐发“微言大义”的说法，排除了孔子修“春秋经”的可能。而众所周知，“春秋传’正是以史实释“经’著称，披露了大量被“经”所隐而不书的史实，这与“见于当时所因之事”的说法正相吻合。

(三)从体例规模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则内容之繁富，亦非“经”可比。总之，孔子作“春秋”，历时数十载，内容“深切著明”，是“借史见志”之书，决非“断烂朝报”式的“春秋经”。从孔子的生平看，他久有借史以立世垂名之志：“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而作《春秋》”(《孔子世家》)。他曾广泛地收集各国史料。“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陈杞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从太史公的一再称述中，透露了孔子熟读各国“记”的侧影。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世家》)“信而好古”的孔子深感文献不足，故从退位于鲁司寇，立志作史之初，即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游历，亲赴异国蛮邦，广征史料。

在此之前，孔子十七岁时，听到异域来鲁的郯子谙熟古史，谈少皞帝以鸟命官之事，立即“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信然。”孔子后来赴齐、宋、郑、卫、陈、蔡、楚等国，目的正在征集史料遗闻。他二度过陈，四次过卫，在陈蔡这些小国盘桓达六年之久。司马迁说他“厄陈蔡而作《春秋》”，说明孔子游历目的是作史，而非干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楚国之行，对他写“春秋”影响颇大。楚国尽管地处南蛮，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周王朝的分崩离析中，不止一次有周朝官员带图籍流亡到楚。《论语》记载，周衰时，“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微子》十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召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奔楚。”孔子赴楚，正是在此之后二十年。楚国在春秋时文化典籍十分丰富，《国语·楚语》中申叔时论傅太子，就提到“教之《春秋》、”《世》、《诗》、《故志》，《训典》等书。《左传》鲁昭公十二年亦提到左史倚相善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楚国典籍之富。又，从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话里，不难推测，楚国史籍不仅种类繁多，富有民族特色，而且文笔富艳。这一切，无疑是吸引孔子赴楚的巨大动力。加之楚昭王对孔子甚为器重，不仅兴师去迎，还准备封书社七百里。今天我们看到的《左传》对楚史记载特详，当非偶然。它与孔子的楚国之行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正由于孔子出生入死的广征博搜，使他得到为周鲁史官所早已佚失的史料，填补了《鲁春秋》所亡的大量阙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孔子的《春秋》之所以被太史公称颂不迭，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由于旷代持久，孔子作的“春秋传”到司马迁后失传，而唯刘向所见的经过左氏评点（加“君子曰”“仲尼曰”之类）的《左氏春秋》传世，于是孔子作史之迹被埋没。笔者不自量力，愿为孔子作《春秋》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