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为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光辉的组成部分。生活于王道既衰的晚周末世的孟子，面对时代提出的课题，以悲天悯人、淑身淑世的救世情怀和博大精深、睿智圆通的理性之思，上承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及孔子的仁爱学说，下启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开创了道德人本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学说体系，从而将儒家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一、孟学对孔学的继承和超越
重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固国安邦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上古社会朴素的人文主义传统。早在殷周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专横统治，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平民暴动时有发生，统治集团中一些比较开明的政论家如箕子、微子、比干等预感到社会的危机，从而怀疑“天命”，提出要尊重人民，统治才能长久的思想。《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周公吸取商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尚书·泰誓》）的灭亡教训，宣扬‘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1]《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可见孟子的思想与《诗》、《书》及孔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到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及动荡不安，天命神权的思想更加动摇，产生了重民轻神的思想。而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将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整理为一套学说，这套学说以“仁”为核心，意在通过“正名”恢复周“礼”。孔子讲“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而“仁”又是“礼”的内在依据，“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他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的“仁爱”强调主观的道德修养，是内圣之学。他认为，“仁”的标准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他提出实现仁的简易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所以其弟子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还说，能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孔子的“仁爱”精神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其特点是伦理和政治相结合，政治伦理化，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教为本，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孔子还反对厚敛、攻伐与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谓“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正是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正名”是实现“礼”的重要途径，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而“正名”的依据是周礼，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以恢复社会的和谐有序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既有开创性的一面，也有保守性的一面。
时隔百余年之后，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约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04年），由于时代不同及学术发展的原因，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从而超越了孔子。孔子的仁爱更多的侧重于伦理意义，政治上企图恢复旧的统治秩序，表现得有些保守。而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如其言得民心（亦即王天下）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矣。”（《孟子·梁惠王上》）他对梁惠王、齐宣王、滕国公都说过仁者无敌的道理: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苟兴仁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同时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和现实社会的要求。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这也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
首先，时代不同是孟学超越孔学的必要原因。孔子之时，虽诸侯争霸，社会混乱，礼崩乐坏，周礼名存实亡，但周天子依然是天下共主，周代的制度、文化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孔子企图恢复周礼，使社会安定，但他反对一切战争，尤其反对诸侯争霸，以下犯上。面对时代课题，孔子更倾向于采用一种和平渐进的社会改良而反对革命的方法。这也由其时代所决定。而孟子之时已是战国中后期，春秋五霸演变为战国七雄，攻侵不辍，规模更大，社会弃仁义而贵战争，用诈谲，“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孟子·离娄上》），人民生活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妻离散，莫得其命”（《战国策》）的悲惨境遇之中。面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法家提出富国强兵之术，主张以武力雄霸天下；而墨家主张“兼爱”、“非攻”，思想活跃，世称“显学”；杨朱、老庄反对政治，强调“为我重生”、“自然无为”，影响也很大；而孟子立足于民，怀着悲天悯人、淑身淑世的救世情怀，提出一套“行仁政、王天下”的政治主张，并且以博大精深、睿智圆通的理性之思为此作了合理的论证，从而形成一套纯粹的哲学思想体系。“孔子未经展开的儒学基本精神和主道性原则发展为一个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经过充分论证的严密的思想体系，并把其直接应用于战国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干预生活，改造世界，尤其是指导现实的政治，回答时代的课题，因而具有强烈的实践功能。” [2]与孔子一样，孟子也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曾到过齐、宋、邹、鲁、滕、魏等国，但各国国君都不能接受和实行他的“仁政王道”思想，这由其崇尚武力、急功近利的时代性格所决定。晚年的孟子不再出游，而是和弟子们从事著书立说的工作。
由于时代的原因，孟子看道了孔子所未曾看到的社会现实，齐、楚、燕、秦、吴、越、晋，都有代周而立、统一天下之势。是时，周代制度、文化影响渐弱，西周王朝之“礼”已非其所向，而希望尧舜一样的圣君出现，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得民心以王天下。他要为新王朝筹划、建立新的治国之策，回答新的时代课题，这就成为孟学超越孔学的必要原因。
其次，学术的发展，即“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为孟子超越孔子提供了可能。盖孔子去世，儒分为八；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不归杨，则归墨；外加告子的性无善恶论，农家的君民并更论，纵横之士的诡谲之学等非儒主义泛滥，严重冲击着儒家的仁爱礼治原则和忠孝伦理。正如贤师李振纲教授在《智者的叮咛》一书中写道:“孟子以悲天悯人的忧道意识和为天地立心的价值担当精神，辟异学，放淫辞，距诐行，卫圣道，捍卫了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忠诚的弘扬了圣学道统。”[3]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若用西方政治学说的名词，我们可以说孔子的，是‘爸爸政策’；孟子的，是‘妈妈政策’。爸爸政策要人正经规矩，要人有道德；妈妈政策要人快活安乐，要人享受幸福。······这是孔子，孟子不同之处（孔子有时也说富民，孟子有时也说格君心，但这都不是他们最注意的）。后人不知道这个区别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学说的进化，所以 爸爸妈妈的分不清楚：一面说仁民爱物，一面又只知道正心诚意。这就是没有历史观念的大害了。”[4]
二、孟子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仁政王道
在孟子以前，民本思想更侧重于强调爱民对固国安邦、维护君权的作用，即爱民是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必要保证。而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意义不仅仅在此。周天子势力衰微、各诸侯分而治制且相互争战，学术之分自由而浓厚，为孟子提出激进的理想主义政治观提供了优越的现实条件，故其内容丰富多彩，论述极为深刻，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
首先，孟子察己观物，知人论世，扶微辨理，横斥异端，竭毕生精力创立了一套人性本善的理论体系。他的逻辑理路是：人皆有四端，即：“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所以人人可以为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恶在于不能尽其才，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同上）这在理论上承认了人的先天平等性，并成为他“仁政王道”主张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其进步性。为此，他还建立了一套形上学的逻辑体系，即“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佚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这也是他一切理论的形上学依据，并把它直接应用于现实政治，批判当权者的暴虐，衡量政治得失，显示了其批判性。他进一步论证了行仁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上》）
其次，孟子“仁政王道”的主张还在于他对社会分工的高度认识。孟子在与农家许行的辩论中，反对君民共耕的贤君观，而肯定社会分工的意义，他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这一最为进步的思想却被后人误解为为剥削阶级作合理论证的、消极的、落后的、保守的思想。孟子在此看到了社会分工的必然趋势和合理性，在当时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这一思想也暗含了孟子重视平等交换（非绝对的平等）的思想，即：各行各业的人们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得以生活，同理，统治者统治天下，劳动人民从事生产，这也是一种交换，即“劳心者”用其“心”与“劳力者”用其“力”作交换，各尽其义，各得其利。用现代的话也可以说：政府是人民纳税雇来管理国家的，人民是主人，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孟子强调统治者必须尽应尽的义务，他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 孟子·离娄上》）“以佚道使人，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孟子·尽心上》）即强调统治者必须把人民的幸福放在首位，勤政爱民，“与民同乐”，而反对统治者的任意作为、营私谋利和不顾百姓死活的“独乐”，，否则便可“诛其君、吊其民”、变置诸侯社稷。
再次，孟子对君权产生和存在的意义的认识也是其“仁政王道”主张的认识基础。他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越厥志？”（《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在此想说明：君主不过是治理天下、教化人民、替“天”行道的工具，在“天”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任意妄为，否则必会遭到“天”的报应。孟子此处的“天”指民心民意，他引《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来告诫统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离娄上》）。
孟子“仁政王道”的思想非常丰富、具体，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在经济上，实行井田制，“制民之产”；薄其税敛，减轻征税，“取于民有制”。在政治上，尊贤任能，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宽省刑法，重教化而轻政令，他说：“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以尧舜之世”（《孟子·告子下》）。
孟子的理想主义政治观首先表现在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告子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重视道德主体独立理想人格的建构；并且设定“天爵”、“人爵”之分，以德抗位，尚道蔑势，能够“说大人，则藐之”。孟子的个体道德人格建构的目标是“大丈夫”，即：“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孟子·滕文公下》）且能够“思天下之民”、“自任以天下为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次表现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尽心上》）他的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统治者必须为民谋福利，否则便可变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民心民意是衡量统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发动战争的标准。孟子认为，如果战争对人民有利，可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便可以“诛其君，吊其民”。他认为武王伐纣不过“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他反对为了诸侯争霸而实行的富国强兵，认为那是助纣为虐：“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告子下》）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把人民的生命财产看作第一位，而把夺取天下的不义之战放之其次。再次，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这也体现了孟子重视人格平等而不以势观人的超俗品格。
进一步，我们可以概括出孟子民本思想的特点：
第一，批判性。孟子过分夸大了道德力量在社会历史活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固然有其局限性，但理想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超越的，以理性主义批判现实的矛盾与荒谬，也是思想之为思想对社会的贡献。孟子依此来批判不义之战和暴政，对后世督导君权、激励贤良及封建社会的自我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千百年来，它一直成为明君贤臣进行自我反省、追求治国安邦理想的理论武器，为其统治人民、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警醒作用。
第二，平民性。孟子的学说是平民（包括小地主、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利益的代表，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有尊重民权的意味；强调统治者应尊重民心、民意，“取于民有制”；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强调个体独立道德人格的塑造，用“天爵”和“人爵”之分强调不同等级之间的人格平等性；重“天爵”而轻“人爵”，以德抗位，尚道灭势。
第三，进步性。孟子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从理论上证明了人具有先天平等性，并且以德抗位，尚道蔑势；看到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制约君权的思想；提出了许多以利民为本的仁政王道的各种具体措施，显示了其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理性主义精神，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
综上所述，孟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而且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政治家，以民心、民意、民权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显示了其匡时济世、救民水火的抱负胸襟，孜孜不倦、为民请命的贤德使命感。在世俗的人看来，此种态度也许有些迂阔，不识时务，但从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看，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恰恰是哲人之为哲人的价值所在。
三、孟子学说的影响及意义
秦王朝的统一及随之而来的“焚书坑儒”，似乎意味着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政治的破灭，但秦王朝的短期而亡似乎又印证了其思想的合理性。故汉统治者一上来，便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西汉初年，贾谊总结秦王朝暴虐而短命的教训，提出了“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 （《贾谊集·大政上》）的观点。到汉武帝时，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被采纳，儒家从此由子学变为经学， 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提出“任德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的主张；其天人感应论的“灾异谴告说”表现出用“神权”来抑制“君权”的思想；在君民关系问题上，在“尊君”的前提下，表现出“重民”的思想，如其言：“且天之生民，非为天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残害民者，天夺之。”（《舂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且鲜明地提出“限民名田”，抑制兼并，轻徭薄赋，“以宽民力”等“调均”政策。此外，在《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对策二中，董仲舒指出，为政之要在于“贤能任职，教化天下”，“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 ”。并据此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的对策，从而开启了“学而优则仕”，通过考试招纳人才的先河，为士阶层提供了跳动的平台。而这些主张在孟子思想中得到映证。
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为开明君主所吸收，以此治理天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贞观政要·务本》）“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民，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贞观政要·论政体》）结合当时的现实，他采用租庸调制，轻徭薄赋，减轻农民的负担；实行均田制，还农民以一定的土地；采取科举制，选贤与能。从而出现了初唐 “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不仅如此，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造就了一批贤臣良吏，他们为民父母，体恤民情，爱护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利民为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名垂青史的有唐代“反苛政”的柳宗元，宋代“忧民之忧”的范仲淹，明代的“为民请命”的张居正等等。此外，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封建社会的专政的恶性发展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如《孟子》中的某些言论让帝王们感到刺耳。据《明史·钱唐传》载，当明太祖朱元璋读到《孟子》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大为光火，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并删去其中有关民本的内容，并下诏，若有人敢于此事进谏，以大不敬罪论处。
明末清初反封建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继承孟子的民本思想并使其大放光彩！黄宗羲认为国家应“以天下万民为事”、“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明夷待访录·原臣》）；他认为帝王：“敲剥天之骨髓，离散天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同上《原君》）；还批判封建制度“去公法而奉一家之法”的社会现实。他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是相当明确的、非常进步的民主思想。顾炎武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论断；且他也主张“制民之产”（《日知录·人聚》）王夫之也提出“以民为基”、“不以天下私一人”、“均天下”、“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民主思想。唐甄大骂帝王：“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他还提出治民先治官，官应以“富民养民”为本职的思想；唐甄喜欢谈兵，与孟子“仁者无敌”的理论一样，极为重视民心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孟子思想深深影响了进步的思想家，成为他们看透封建社会的实质、反对君权专制的出发点和归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显示了其批判精神的威力。
就在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时，从16世纪开始，脱离了基督教统治的牢笼、走出黑暗中世纪的西方发展迅猛，尤其在自然科学技术，资本的积累及民主、平等的观念等方面。到了晚清至近代，西方已经崛起。这一崛起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在汉民族接受了蒙古、满清等“蛮夷”之族马踏中原之后，他们很快为比之文明的汉文化所同化。然而，中华民族这次遭受的是异质文化的入侵。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西方的民主思想对国民的影响日益深入。而孟子的民本思想为仁人志士接受西方民主思想、领导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来源，为民主革命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综上所述，孟子的民本思想具有批判性、平民性和进步性，做为其集中体现的“仁政王道”思想甚至飘散出一种民主的味道。但因生不逢时，很难为现实所容，命运多舛，时起时沉，因而具有理想主义的特色。然而它对督导君权、防止暴政、维护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提供了理论来源；为近代民主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民本与近代民主有本质差别，二者不可混淆，但又有内在一致性和相通之处。孟子的民本思想于当今时代仍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孟子的勤政爱民、与民同乐的思想对执政党的思想建设有教育意义；第二，“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对于加大减轻农民负担、禁止乱摊派、乱收费的力度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第三，孟子提出制约君权的主张对我们建立权力制约机制、防范以权谋私的贪污腐败现象有启示意义；第四，孟子重视教化百姓，于当今时代我们重视教育、提高人民素质、以科教兴国有相同之处。当今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人治、德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迈进。其实无论是哪种社会，也不论是哪种经济发展方式，“人的生存状况”应是其出发点，而“人的幸福”应是其目的；无论是人治、德治还是法治，其“应以民为主”的宗旨是一样的。而且法治也不可能离开德治而独立发展，很难想象在一个道德水准不高的社会里，法治会起作用；也很难想象在一个道德水准不高而“法律”横行的社会里，人民的生存壮况会如何。在这样的时期，江泽民主席提出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之策；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这一思想的提出很有时代意义，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思想。
小结
孟子的民本思想，从人类的终极关怀出发，在急功近利的封建时代固然是一种“理想主义”，而这也正体现了人类价值理性的优先性和崇高性。孟子不是立足于如何发展经济而不顾人民死活，也不是某人或其集团的利益，而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人民的幸福与安乐。这对于我们认真反省自己的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肖萐父 李锦全 《中国哲学史》（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8页
[2]王志耀 著《先秦儒学史概论》[m] 台湾 文津出版社 中华民国83年版 第139 页
[3]胡适 撰 《中国哲学史大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 第216-217页
[4] 李振纲 著《智者的叮咛——先秦诸子的生存智慧》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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