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

一、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乱、军事上诸侯国互相征伐。自从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地位一落千丈，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差不多。各国为了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得到一块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大国不断崛起，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犯上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周代从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时期传下来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这段话中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情形就生动地描绘出了春秋时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人们的道德也逐渐沦丧。春秋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凡是讲实力的时代，道德都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样混乱的社会，孔子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

二、孔子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

为了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恢复文武时代的统一局面，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以下四点内容。

一、要建设优秀的领导阶层。

孔子很注重政治生活中领导阶层的作用，他要求领导者必须首先在道德和修养上作出一定的成绩，否则就无法领导下层的民众。同时，孔子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个阶层，即“君子”和“小人”，这里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孔子这里讲的“君子”和“小人”实际是分别有两层含意，第一层含意是指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君子”指领导者，“小人”指被领导者；第二层含意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例如：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②]这里的“君子”就是指领导者。“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③]，这里的“君子”也是指领导者，“小人”则指被领导者。而大部分时候“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而这两层含意也是有着联系的，孔子认为领导者就必须有道德，即在道德上也应该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即“小人”就应该被道德高尚的人即“君子”所领导，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④]。这些在《论语》中是没有明确表示的，需要我们在读《论语》的过程中细细斟酌。

那么，领导者应该怎样做呢？

首先是要道德高尚，必须“以德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⑤]“共”通“拱”，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用天象比喻政治生活，领导者如果实行德治，民众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自动围绕着你转。在这里孔子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而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⑥]孔子就是用道德来感染众人的，因此，孔子虽然没有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但在精神上却是一个领导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的领导者也能像他一样，通过高尚的道德来领导民众。

其次，领导者要带头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作用。鲁国贵族季康子曾经向孔子请教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⑦]领导者本人带头走正路，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另外，季康子担忧盗窃，问孔子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⑧]领导者自己不贪图财利，即使奖励偷窃，也没有人偷盗。季康子还把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治国之道告诉孔子，他建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⑨]，而孔子却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⑩]这里的“君子”指有道德的领导者，而“小人”指被领导者，从这三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季康子是一个行为不端正，贪得无厌，并且政治头脑简单的人，他虽然居于君子之位，却没有君子之德，而孔子通过批评季康子提出了领导者应身先士卒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方能治理好国家的道理。

二、孔子提出了领导者治国的正确方略——“以德治国”。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在这里，孔子举出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以政令和刑罚为核心的“法治”与以道德和礼仪为核心的“德治”。孔子在比较这两种治国方针后认为法治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优越性，因为德治能使民众有知耻之心，从而在心中树立一个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荣辱观，这样民众在做某件事之前就会先用自己的荣辱观去衡量这个行为，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符合礼法的决定。通过德治，民众不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会了解到领导者的用心良苦，从而达到“有耻且格”的目的，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取信于民。子贡曾经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2]孔子认为“信”是治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高于经济和军事的，他这番话说明了“取信于民”在以德治国中的重要性。二是要教化民众，孔子认为，如果人民在经济上得到富足，就会追求安逸的生活，而人之所以为人，不仅要有物质上的欲望，更要有精神上的提高，这也是领导者进行“德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必须对民众推行教化政策。冉有曾经陪着老师孔子到卫国去，孔子说：“庶矣哉！”冉有问老师：“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13]古时候由于地广人稀，诸侯国君们大都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多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人口多了，那自然是首先让民众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之后，就要进行孔子所谓的“教”，即教化，使民众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提高，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保持自身的品德，从而达到“以德治国”政治理想。

三、孔子所提倡的“德治”的精神内涵是“仁”

孔子讲领导者要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的方法是贯彻以“仁”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4]可见，“仁”是离我们不远的，而且，似乎一伸手就可以够得着，但他有同时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15]孔子又不是仁者了，他一会儿有“仁”，一会儿又没有“仁”，这是这么回事呢？我们仔细品读《论语》后，方才恍然大悟，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6]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字——“欲”，而在“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中孔子说他只是“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也是一个“欲”的意思，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孔子的“仁”，这个“仁”不是一个头衔，说某某人是个仁人，而是一种心理欲望和实际行动，这也是孔子“仁学”中最关键的，正如公西华所言“正唯弟子不能学也”[17]。孔子对“仁”的解释，最精彩的莫过于对子贡、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和樊迟这六个学生的讲解。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8]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9]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20]司马牛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21]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22]子张又问孔子“五者”是什么，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3]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24]樊迟还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5]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的核心是“爱”和“礼”，要以爱心对人，时常替别人着想，要以礼法克制自己，行为言语要谨慎，类似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以人为本”，孔子在这里看似是在教育自己的学生做人的方法，而实际是他的一种政治设想，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孔子讲的“君子”有两层意义，孔子教他的学生做有德之人，即“君子”，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26]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从政还有什么困难呢？孔子认为这种人就应该走上领导岗位，而由这些拥有“仁”的君子来行政，就必然会实行仁政。

四、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国工具是“礼”

孔子是一个十分懂得“礼”的人，据说他小时候就把礼器当玩具玩，《史记》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27]可谓天赋异秉。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28]孔子对于夏礼、殷礼都很精通，但他认为夏、商、周的礼仪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9]“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30]。可见，他认为周礼是最为完善的。

“礼”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内容，“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31]。也就是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在进入王政时代后，被领导阶级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成了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礼”经过了夏商两代的改进，到了周代，经过周公的系统化，成为更加完善的一种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见于先秦典籍《仪礼》之中。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种典礼、仪式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区别尊卑、亲疏、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具体位置，协调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32]。到了孔子时代，周公所作的“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时期，孔子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站出来，用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力图改变社会现状，这种精神是我们后世子孙们所应该敬仰和学习的。 

孔子要用“礼”来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经问老师：“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33]子路觉得老师有些可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要想“正名”确实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他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这“名”怎么正呢？孔子对子路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4]所以说，孔子认为“正名”是治国的首要工作。所谓“正名”，就是建立一个名实相符的社会，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职，不得僭越。齐景公曾经问孔子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孔子要建立的是一个秩序合理严谨的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社会，季孙氏曾经用八佾的规模在庭院舞蹈，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发出一句响彻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36]可见，当时礼制的破坏程度有多么厉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张。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还提出要以“礼”为行为规范的思想，即“齐之以礼”的思想。“礼”的实行有两条缺一不可的途径：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孔子在教导他的学生子贡时说为人要“富而好礼”[37]，在教导他的学生颜渊时说要“克己复礼”[38]，在教导他的儿子孔鲤时说“不学礼，无以立”[39]，这就是说民众自己本身要以“礼”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领导者要以“礼”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41]，“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42]。领导者以“礼”为行为规范，民众就会效法，国家就会稳定，从而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将孔子的政治思想概括为四大块：首先，要提高领导阶层的素质，要让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去领导民众，而不是让像季康子那样的人居于领导岗位；其次，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根本原则，而不是一味地以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再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为精神内涵；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则，反对越礼的行为。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层的素质的提高。而且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层的素质的提高。

孔子虽然已经逝去两千多年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后世子孙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应当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并予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①]《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②]《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③]《论语·阳货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④]《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⑤]《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⑥]《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⑦]《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⑧]《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⑨]《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⑩]《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11]《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12]《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13]《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14]《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15]《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6]《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17]《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8]《论语·雍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19]《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20]《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1]《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2]《论语·阳货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23]同上。

[24]《论语·雍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25]《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26]《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27]【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新华书局简体字本，第1538页。

[28]《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29]《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30]《论语·泰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31]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32]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33]《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34]《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35]《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36]《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37]《论语·学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38]《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39]《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40]《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41]《论语·宪问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42]《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