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岩
精神层次的文化是由全民创造特别是经由知识分子加以提炼组合、传播、创造并发展的，它代表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总趋向和水平。其中，哲学思想、宗教意识和价值观念真正代表了时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其影响及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是观察认识社会文化的个性特征的聚焦点。观察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并认识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特点。
一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者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１）］印度的佛教作为一种于有限中追求无限、于现实中求得超越的信仰和哲学诠释，作为于苦难，蹭蹬和人生遭际中寻求心理满足和慰藉的精神需要，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后，随不同时代社会的变迁而演进，至唐代，遂浸染成磅礴的大势，成为中国固有思想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补充。
唐代思想发展的一大特点是佛教哲学压倒儒道思想，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
唐代２０个皇帝，除武宗李炎外，都扶植过佛教，从贞观三年到元和六年（６２９－８１１）止，由国家组织译场，历代相沿，前后有译师３６人，译经３７２部，２１５９卷［（２）］。经过历代高僧著书立说，改造并宣传佛教思想，调和减除与本土信仰者的心理障碍，佛教教义业已深入大夫民众，对社会心理发生影响［（３）］。遂使佛教寺庙和僧尼人数激增［（４）］，寺院经济有了大发展，并威胁到了皇族的既得利益。［（５）］
佛教发展到唐代的最主要的标志便是各宗派的建立。各宗派在唐代的消失隆替，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历程，并且依与中国固有思想的结合程度和方式，决定了其存在的时间和流传的范围。
一方面佛学初传即依附于本土思想，其传播过程即是自身汉化的过程，早期的道安、慧远就不是自觉努力推进汉化进程的代表人物［（６）］。另一方面本土固有文化心理和积淀又影响制约着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表明接受主体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汇中的整合功能。这是传播与选择的双向交流过程。拘泥旧有形式和内容的唯识、三论等宗派到中唐后相断消亡，而变异本体的华严，特别是禅宗得到了迅速发展。其次，政治权威对外来文化的容忍程度，也影响到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唐政府对佛教干预较少，使其能长驱直入，经由各宗派的辩论和学者们的系统整理，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最后，还应看到，佛教传播有层次之别，统治阶级上层更多是从统治的需要利用宗教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知识分子多从事于理论形态的吸收，如天台宗使中国哲学更系统化，三论宗（因明学）导致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大发展，唯识宗扩大了知识领域，理学改造禅宗，更向内心本性探求；广大民众则径取最简易切近的学说，以满足日常生活中安全、归属的心理需求。因此净土宗与禅宗南宗的称名念佛与顿悟说大受欢迎，由此观之，最接近下层民众的宗教发展最快也最持久。
道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神话传说及殷周时代鬼神崇拜发展而来的多神教。中经近千年的发展，理论教义、宗教实践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佛教的传入更成为其发展的推力，面对对自身宗教地位的威胁，为争取更多的人信仰，道教从理论、教义到争取信徒与佛教展开激烈抗争，并且得到了政治权威的有力支持。使其虽然在理论的精致程度和信仰层面上远不及佛教，但至少在政治上取得了与佛教分庭抗礼的席位。［（７）］开元年间，天下道观有１６６７所，道士７７６人，女冠９８７人，［（８）］而到中和四年（８８４）十二月五日杜光庭记载，唐代从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９）］
与佛道两种哲学社会思潮相表里，儒学在唐代走过了由衰微到复振的历程。唐前期，由于佛教的强大冲击和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儒学有所式微，并努力在佛道对立的两极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后期，经过对天人关系的重新论证和援佛道以入儒的历时性转化，儒学内容体系趋于完备，儒家学说日益升值，实开宋明理学之先河。
儒学哲学依然是唐政府认定的官方正统思想，唐代通过尊崇孔子及其学派，编纂整理儒家经典、发展学校教育等方面，维持其发展。［（１０）］
贞观四年，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七年令学者准此［（１１）］十二年诏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凡一百八十卷，［（１２）］十六年改定，永徽四年令每年明经考试以此为准。［（１３）］使学术分歧归于一致。这里有对汉魏以来的经书从文字到内容统一综合的一面。但也因此造成唐人注释理解多于创新和求异，使经学中原有的对于天道、社会政治伦理的探讨变成了无可争议的教条。魏晋以来“有无”本体的探求这一对儒学原有命题的突破未能深入展开便归于寂灭，造成了思想的僵化。其次，太宗改尊孔颜。［（１４）］不久又封先秦以来一大批儒士学者（“二十一子’）皆为先师［（１５）］玄宗又封七十弟子皆为候伯，［（１６）］貌似推重，实则这种滥封，恰表明孔子失去了独尊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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