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考

作者：姚曼波
《左传》是我国叙事文学的奠基石，被誉为“百代文章之祖”。而关于《左传》的成书，却是至今依然扑朔迷离的一大疑案。两千年来，由于传统经学观念的束缚——特别是汉儒炮制的“孔圣人作《春秋经》”的经学神话，将人们导入了误区，或者说是引入了迷宫，所以人们对此尽管有种种的怀疑和推测，却始终未有根本的突破。

对于这一直接涉及史学、文学、哲学各领域学术发展的重大课题，显然不能将其束之高阁。笔者不揣浅陋，近十年来对此作了新探，发表拙著《〈春秋〉考论》[注]，通过多方面的考证，初步论定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有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实、“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另一部《春秋》（司马迁语），是左丘明据以“具论其语”而成《左传》的蓝本。但对左丘明究竟如何“具论其语”，尚缺乏深入的探索。学界亦有朋友对笔者的观点明确提出质疑，本文试对此作进一步的考论，就教于方家，并借此抛砖引玉，以期将研究引向深入。

一、“孔子史记”辨正

关于《左传》成书，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七十子之徒口受

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

注：姚曼波《〈春秋〉考论》[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注]

对《左传》成书之所以产生争议，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对“孔子史记”的理解与界定上。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史记”即指《春秋经》。然而仔细考察起来，这其实只是汉代经学家的臆说，并无可靠的史实根据。正因如此，从唐代的卓越史学家刘知几开始，怀疑和否定者代不乏人，今人顾颉刚、杨伯峻等先生直接以史实的考证明确否定孔子“作”或“修”《春秋经》。拙著《〈春秋〉考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考，彻底推翻了汉儒的陈说。这里试举其一例。比如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而《春秋经》对发生在鲁国的弑君五、逐君二的史实无一给予揭露和诛伐。相反，对乱臣贼子如连弑二君的鲁国公子庆父、逐君篡权的季孙意如、齐国弑君的崔杼、陈恒等人的政迹详加记载（其中对季孙记载多达七次，对崔杼记载有六次）。尤其无法解释的是，《春秋经》对乱伦通奸、参与弑君杀夫的鲁桓公夫人姜氏，记载达十二次之多，从她与齐侯的一次次幽会，到她的死、下葬，无不年月井井。她死，称“薨”；下葬，还尊其为“葬我小君文姜”(《春秋经》庄公二十二年）。哪有半点“笔削”之迹“诛伐”之意？相反，对孔子之所尊所爱，如春秋时期作出了杰出历史贡献的政治家管仲、子产、晏婴等，《春秋经》却未书一字。孔子盛赞子产有“君
子之道者四”（《论语·公冶长》），也连连赞扬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可谓推崇备至，但《春秋经》对这两人却都只字未提。当“笔”不“笔”，当“削”不“削”，圣人“笔削”之迹竟在何处？当“伐”不“伐”，当“褒”不“褒”，“《春秋》大义”又体现在哪里？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从《春秋经》中实在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圣人“窃义”之迹。

然而，孔子没作《春秋经》，不等于没作《春秋》。因为《春秋》本是史书的泛称，并不仅是一本《春秋经》。有人却因此而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史实，甚至说它是孟子和司马迁为了“圣化”孔子而“作伪”。这种说法不仅缺乏史实依据，而且也不合逻辑。试问：若要“圣化”而“作伪”，为何一定要伪造他作一部仅一万多字的“断烂朝报”式的《春秋经》，而不伪造他作《诗》、作《尚书》、作《易》？事实上，从周秦诸子到汉初硕儒如陆贾、董仲舒、《淮南子》作者、司马迁、刘向、刘歆等对孔子作《春秋》，不仅广为称颂，而且还广为征引，这是不容漠视也抹杀不了的史实。那么，孔子作的《春秋》是怎样一部书它又到那里去了呢？其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已经揭示《左氏春秋》是以“孔子史记”亦即孔子《春秋》为基础“具论其语”而成的。我们既已排斥了孔子作《春秋经》的可能，那么，“孔子史记”无疑就是构成《左传》主体而性质与内容皆有别于《春秋经》的另一部《春秋》。

[注]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09——510页。

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迁不仅极度称颂孔子作《春秋》，而且多次从不同侧面具体记载并大量引用了孔子《春秋》，这无疑为我们考清孔子《春秋》真相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和最直接的线索。《史记·太史公自序》称道：“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1]

这段话透露：孔子《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亦即《年表序》中说的“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具有鲜明、强烈的批判性，不同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春秋经》；其次，孔子《春秋》“文成数万”，规模远胜于文仅万余的《春秋经》——有人说，“文成数万”指的是《公羊传》。但《公羊传》成书于汉代，且刘歆明称《公》《谷》二传为“末师”“口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2]，《汉书·艺文志》言：“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同前P1715）则此《春秋》断非《公羊》可知。其三、司马迁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春秋经》，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中弑君也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三；唯独《左传》，恰合此数（详见拙著《〈春秋〉考论》）。这进一步证明，孔子《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当然，对“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界定，历代学者各有不同。有人据刘向、颜师古合《春秋经》与《左传》而称之，以此否定笔者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考“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最早出自董仲舒。其《春秋繁露·盟会要》称：“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遍矣……患乃至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3]（《王道》、《灭国》同）。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也说：“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董氏是《公羊》之宗师，所述乃孔子《春秋》与《公羊传》，则此《春秋》自当指孔子《春秋》可知。（若合《经》《传》而言，亦当合《经》与《公羊传》。为何把它与《左传》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可为佐证者，《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述孔子作《春秋》及其承传时，首提《左氏春秋》，而对当时公认为《春秋经》“嫡传”的《公羊》《谷梁》则只字不提；相反，倒把与《春秋经》毫不相干、只与《左传》密切联系的《铎》《虞》《吕》《孟》、《韩》等紧列其后。另一方面，《史记·儒林列传》述《春秋经》的授受承传，则唯提《公羊》《谷梁》，一字不及亲得

孔子《春秋》真传的《左氏春秋》。这就清楚地表明，孔子《春秋》与《春秋经》是各有

注：

[1]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297页；510页；1953页。

[2]班固《汉书·刘歆传·移书太常博士》[M]，中华书局，1962年版，1969页。

[3]董仲舒《春秋繁露》，苏舆《春秋复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40——141页。

承传、性质不同的两种书；《左氏传》直承孔子《春秋》，而与《春秋经》、《公羊传》、《谷梁传》异源异流。

佐证之二，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子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1]。这就是说，孟子曾“捃摭”《春秋》而成文。而考《孟子》全书，未见引用《春秋经》；其所称所引，皆见于《左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引其文而直接点明孔子者：“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滕文公下》，《万章下》所记与此大同小异）此事不见于《论语》或《春秋经》，惟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

佐证之三，《史记·孔子世家》还说孔子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1]（P1974）。说明孔子《春秋》虽依《鲁春秋》十二公而立，但内容涉及三代之史。考今之《春秋经》及《公羊》《谷梁》，内容皆仅及东周一代；唯独《左传》，遥溯三代之史。《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1]（P46）案前言“孔子传《五帝德》《帝系姓》”，后言《春秋》“发明《五帝德》《帝系姓》”，可证孔子整理研究过五帝以来的史料，并将其运用于《春秋》之中，则“运之三代”洵非虚语。

佐证之四，《论语》中至今保存有《左传》中的大量史料乃至其中某些细节片段，如：

“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论语·雍也》）—孔子跟学生讲的，正是《左传》哀公十一年中的一个细节：“师及齐师战于郊……右师奔，齐人从之……孟子侧（字子反）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众所周知，《左传》成书于孔子身后，而《论语》又成书于《左传》之后，所以既不可能是孔子引用《左传》，也不可能是《左传》抄自《论语》。唯一可通的解释就是司马迁说的孔子向门徒讲授自己所作的《春秋》——“口受其传旨”时所说，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吧。还有如：“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临大祭。’”（《论语·颜渊》）此语同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言诸文公曰：‘……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案刘正浩先生引刘申叔语曰：“左氏即存孔子所笔削之史记旧闻而为传……故《左传》成书虽在孔子之后，其中文词，辄为孔子所引述，有载于《论语》中，此其最为昭著者也。”[2]刘氏认为它出于“史记旧闻”，然《国语》同载此史料，却并无此语。可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乃出自孔子。

[注]

[1]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297页；510页；1953页。

[2]刘正浩，《周秦诸子述左传考》[M]，商务印书馆，86页。

此外，我们从《左传》与《论语》、《左传》与《国语》的对比中，亦处处可以看出《左

传》从思想倾向、史料、语言风格乃至文法修辞等诸多近于《论语》而异于《国语》（详见拙著《〈春秋〉考论》）。这一切，无不证明《左传》的主体部分出自孔子《春秋》。唯其如此，司马迁才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不说“左丘失明，厥有《左传》”。

以上所说，还只是部分外证（此外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礼记》等秦汉典籍所称引的有关史料，无不证明这一事实——详见拙著《〈春秋〉考论》）。笔者更从《左传》全书的割裂拼凑之迹中，找到了左丘明“具论其语”——改编孔子《春秋》的翔实内证，下文将具体有力地印证这一点。

二、左丘明“具论其语”考

既然左丘明是据孔子《春秋》“具论其语”而成《左传》的，那么，孔子《春秋》原貌究

竟如何？左氏又是如何“具论其语”的？今天，尽管我们没法找到它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孔子作《春秋》曾在历史上产生过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先秦到两汉，都曾被人们广为称颂并征引，因而，我们多少可以从中找到线索。

前文已提到《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述孔子作《春秋》时曾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案《淮南子·主术训》亦云：“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注]

从司马迁、董仲舒、《淮南子》作者的一致称述，可证“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确是孔子《春秋》在内容上的基本特点。而《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二者如此吻合一致，由此不难推断，《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事，出自孔子《春秋》。当然，我们不是仅从这个数字的相合而轻下断语，而是因为考先秦到西汉的一系列典籍，所引孔子《春秋》，无不与《左传》相合。比如并不“圣化”孔子者如韩非子，其《外储说左上》记载《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攻原之事，亦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春秋经》并不见记载），说明孔子曾亲自收集并记载过今见于《左传》的史料，这再次为我们提示了孔子所作《春秋》与《左传》之间的内部联系。
考察《左传》所书“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史实，基本笼盖全书，组成全书的主体内容与叙事框架，前有伏笔，后有呼应，相互联系，构成有机整体。举例来说，《左传》闵

公元年写晋灭耿、灭霍、灭魏事，作者同时写了封赵氏耿、毕万魏的情节：“晋侯作二军，公

[注]刘安《淮南子》，[M]《诸子集成》，上海：上淮书店，1986年，149——150页。

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并刻意构写了毕万占卜的情节，预言“毕万之后必大”“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很显然，这是为后面写“三家分晋”作预示。对照《国语·晋语》同样记“公作二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事，却未书封赵氏耿、毕万魏及魏氏占卜之事。可见它是左氏所未知或未引起关注的。我们不难推测，《左传》的这些史实可能是孔子另据其它史料所增写。因为它是赵氏、魏氏发家之始，孔子以史家的敏锐眼光，关注此一事件，并特增饰毕万占卜的预言，为书的后半部分写魏氏主晋政作伏笔。从构思而言，可谓“伏脉千里”。由此亦可证《左传》全书的叙事部分具有完整严密的统一构思，出自孔子之手。

那么，左氏“具论其语”时对孔子《春秋》究竟作了多少加工改造？《左传》中那些出自左氏，那些出自孔子《春秋》？如果对这个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不仅可以搞清《左传》的成书，更重要的是，孔子《春秋》原貌也由此可以得到清晰的展现。

要考清这个问题，我们也许首先要从《左传》中拼凑割裂之痕特别明显的地方找到突破口，从中探究左氏改编孔子《春秋》的特点、规律，即探寻其编撰的“凡例”。

翻开《左传》，一开头就是一段无经之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里没有写编年的年号，没有四季时序，且从惠公写到隐公、桓公的出生，及隐公的即位，历时数十年。这段文字之后，接着才是“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这向我们透露：（一）《左传》开头虽从隐公落目，却未按编年体例来写。如果作者有明确的编年意识，则一开始就应书“元年春”，而后用“初”字，将惠公时事用倒叙笔法来写——而这本是《左传》中习见的手法，如隐公元年写“郑伯克段于鄢”，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作者没有这样做？这是值得深思的。（二）这段文字虽置于“隐公元年”之前，但却已提到“桓公”，并说“隐公立而奉之”。显然这是为揭示桓公与隐公之间矛盾而书。按其文意推测，下文当接“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见《左传》隐公十一年）。这说明，从内容上来说，作者也没有按照编年来写。（三）再看纪“元年”，及释《经》文字“不书即位，摄也”云云，与前面的叙事部分隔裂并抵牾。前文明明说“隐公立”，纪元年、称君号、行君事，怎说是“摄”呢？这一切无不显示，《左传》开始并不按编年来写；其纪“元年”及解经文字与叙事部分游离，风格不统一，分明是后人插入。

纵观《左传》全书分年，处处留下生硬割裂之痕。如：

鲁庄公十八年：“……冬，巴人因之以伐楚。”鲁庄公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从逻辑上说，“伐楚”与“楚子御之”当是同时发生的事。原文当是“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

《左传》僖公十八年书：“……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僖公十九年书：“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成公四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成公五年一开头就是：“五年春，原、屏放诸齐。”

以上这些都是原不可分而后人强行分年，而导致破句及叙事不完整的的典型例子。

有人认为《左传》的分割编年是杜预所为，然而细考其实，并非如此。如《左传》僖公七年文：“……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僖公八年文：“（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郑伯乞盟，请服也。）襄王定位而后发丧。……”这段文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只有删去括号里的这段解经文字“八年春……郑伯乞盟，请服也”，则“襄王定位而后发丧。”才能与前一年文“不发丧，而告难于齐”衔接。不难看出，这段解经文字是为依经立文而强行插入，它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硬伤”。同样的例子如：

《左传》僖公四年文“……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僖公五年文：“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

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来告。

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

从行文文意看，僖公五年的“筑蒲与屈”，本紧承上年文“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左氏却将其分割在两年里，使这段文字显得突兀。显然，从“五年春”至“以杀大子申生来告。”皆后人插入的解经语。从“而书，礼也”来看，分明是为解释原《春秋经》的书法（今《春秋经》不见，是断简所致）；而“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更明显是为解释《经》文所书“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所加。案《左传》僖公四年传文中已写了晋献公大子申生被逼自杀事：“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可见太子申生是自缢，而非被“杀”。则五年所加的解《经》语，不仅与前文重复，而且相互抵牾。无疑出自后人。

这再次有力地说明《左传》的分割编年不是杜预而是左氏所为。

联系前面所举，我们不难看出孔子《春秋》原不按编年来写。分割编年，乃左氏所为。由此，可初步得出左氏“具论其语”的“凡例”之一：按照《春秋经》的编年体例，分割孔子《春秋》。

考察《左传》全书的分年，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孔子《春秋》原有年代记载的，左氏按原文机械分割。如桓公七年书：“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桓公八年书：“八年春，灭翼。”

文公十年：“厥貉之会，麇子逃归。”文公十一年书：“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这些年代记载皆原文不可或缺，非左氏插入。

另一更普遍的情况是，原文记事年代不明确的，左氏则插入解经语，借以标明年号。上文所举的僖公五年、八年的开头，就是两个典型例子。又如桓公三年书：“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也，故逐之，出居于魏。”桓公四年书：“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这里的“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正是左氏抄自《经》文“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而插入。

左氏还有将一事分割于数年中的，如晋献公清宗室之事，就分割在了庄公二十三至庄公二十六里。顾颉刚先生曾附和刘逢禄等人的“刘歆伪造说”，归纳出七条“改造”之途，其中有两条是：“本无年月日而勉强为之安插者（例如楚武王、文王时事—原注）”。二是“本为一时事，而分插入数年中者（如曲沃并晋时事）。”这说明，“今本《左传》系由原书改造而成”，[1]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问题只是原书系谁创作这个关键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由上所举诸例，我们同时可看出左氏“具论其语”的“凡例“之二：在分年的基础上，依《经》立文，插入解经语。

左氏之所以要分割孔子《春秋》，目的是为了使它与《春秋经》体例一致，以便依经立文。如僖公二十五年书：“冬，晋侯围原……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革是，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不难看出，括号中的“卫人平莒于我”云云，皆左氏依经文“冬十有二月癸亥，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而插入，它明显隔断了从“赵衰为原大夫”到“晋侯问原守……故使处原。”的连贯叙事。

同例如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凡师，能左右之曰‘以’。）置桓公子雍于谷，易牙奉之，以为鲁援。”括号内的“凡师，能左右之曰‘以’”显然隔断了“取谷”与“置于谷”的连贯语气，强插之迹昭然。全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充分说明《左传》中的解经语，皆左氏依经插入，而非孔子《春秋》原文所有。
杜预曾把左氏插入的解经语，视为《春秋》“大义”所在，说：“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2]这不过是附会汉儒“孔圣人修《春秋经》”的神话而杜撰，故连后代的经学家们也不敢相信，如皮锡瑞就指出：“左氏于叙事中搀入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如《郑伯克段于鄢》传文，‘太叔出奔共’，下接‘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难之也’云云，乃曰‘遂置姜氏于城颍’，文理鹘突。若删去‘书曰’十句，但云‘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

城颍’，则一气相承矣。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3]左氏插写解经语，一方面是为解释经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构建《左氏春秋》依经立传而编年的

注：

[1]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春秋三传论》[M]，香港九龙：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版P60、

[2]杜预《春秋序》，引自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3]、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4版。

完整体例。如庄公三十二年中，就有元年、二年、三年、五年、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一等七年的传文全由简单的解经语组成，而无任何“行事”的记载。其中庄公二年传，全文仅寥寥数字：“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本年的《经》书：“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如把解经语删去，则《左氏春秋》的编年体例便不复存在。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左传》为何有这么多强行插入的解经语。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进一步证明“重行事”的孔子《春秋》原本不按编年来写，并且也不为解《经》而作。这正是造成《左传》与《春秋经》之间若即若离，存在经有传无、经无传有等不相吻合现象的主要原因。

左氏所书解经语，内容广泛。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释《经》文书法：

“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宣公四年）。（案《春秋经》宣公二年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赵盾既未弑君，亦无任何罪，孔子还赞为“良大夫”，何以书名？可见是左氏不合实际的臆说。）

（二）补充说明经文所书史事及其背景、因果等。如：

“‘齐侯侵我西鄙’（《经》：“齐侯侵我西鄙”），谓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经》：“遂伐曹，入其郛。”）”（文公十五年）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桓公十二年，《经》：“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三）、补充说明《经》文所及之礼制。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以上引《经》文），非礼也。‘犹三望’（《经》文），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僖公三十一年）

（四）、插入评论：

“穆伯如齐（《经》：“公孙敖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文公元年）

总的说来，左氏所加解经语不仅造成了全书明显的割裂之痕，破坏了叙事的连贯性，而且，大都有主观臆断之弊。虽被杜预捧为“周公遗法”、圣人“大义”所在，但唐宋后大受诟病，正源于此。

“凡例”之三：“肢解”孔子《春秋》，按照《经》之记事为序，重新排列史料。

《左传》的同一年之文中，还有为依经立文而肢解史事，重新排列，而导致前后不连贯者。

试举一例：（文公十四年）

【经】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晋。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帅师伐邾。夏五月乙亥，齐

侯潘卒。六月，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会。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来奔。冬，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

【传】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吊焉，不敬。邾人来讨，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邾文公元妃齐姜生定公，二妃晋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晋。

六月，同盟于新城，从于楚者服，且谋邾也。
秋，七月乙卯夜，齐商人弑舍，而让元。元曰：‘尔求之久矣。我能事尔，尔不可使多蓄憾。将免我乎？尔为之！”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貜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

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叛王孙苏，而使尹氏与聃启讼周公于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

不难看出，上文中“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本当紧承“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齐商人弑舍”亦应连在“昭公卒，舍即位”之后；“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则应紧承“邾人立定公”，但皆因编者要依经立文而被各各截开，并分别插人解经文字“邾人来讨，伐我南鄙”、“六月，同盟于新城”、“有星孛入于北斗”等。经左氏的宰割，有许多叙事便不可避免地显得四分五裂，零乱不堪。

又如：

僖公十九年《经》：“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藤子婴齐。夏，六月，宋公、曹人、邾子盟于曹南。鄫子会盟于邾。已酉，邾人执鄫子，用之。秋，宋人围曹。卫人伐邢。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梁亡。”

《左传》：“春，遂城而居之。宋人执藤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秋，卫人伐邢……

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案：“春，遂城而居之”本与上年传‘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连为一传，而“初，梁伯好土功……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则紧承其后。推测孔子《春秋》原文当为：“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很显然，这本是十分连贯的一段记事。左氏为什么将其割裂开呢？原来本年《经》末有“梁亡”之文，左氏为依经立文而将其割置于文末，并在前面插上了解经语：“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以致前后重复，头绪零乱。

由此可见，在割裂孔子《春秋》而分年的基础上，为依经立文而重新排列史料，这是左氏“具论其语”的又一重要改造途径，姑称之为“凡例”之三。

“凡例”之四：插入解《传》语。

左氏除了对《春秋经》进行解释以外，还对孔子《春秋》的叙事文字也进行评论或补充说明，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加上“解传语”。

如隐公元年书：“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其“公弗临，故不书”“不见公，亦不书”，皆承传而发。不过，其目的却为解经。经生迂儒往往吹嘘其为“《春秋》大义”所在的，但实际上多为谬说。

《左传》中还有一部分游离于叙事之外的“君子”的评论，情况较复杂。其中有些属于解经语，疑出自左氏。如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据《左传》桓公元年的记载：“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事实应是先有好色之心“而后动于恶”。至于“先书弑君”，只是因为君比臣地位更重要而已。所以这段解经语，只能看作左氏的主观臆测。

但有的“君子曰”直接由史料改造而来。如文公二年关于“跻僖公，逆祀”的一段“君子曰”，在原史料中是“有司”之语（见《国语·鲁语》），有的学者指出：“这种体裁是先秦史家所共有”[1]。既然“君子曰”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那么孔子写《春秋》时，为了更好地“窃义”，借用“君子曰”的评论来突出表现他的政治观念是完全可能，并且是必要的。郑良树也认为“君子曰”“非后人附益”。[2]对孔子作《春秋》推崇备至、并且以之为典范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妨照了这种形式，只是把“君子曰”改成了“太史公曰”，很可能是在有意识地学习和模仿孔子的写作方法。

其五、左氏对孔子言行的插笔和后人续笔。

除了以上所述，在《左传》中，还有如“仲尼曰”“孔子曰”之类的议论。

如：“是会（指践土之盟）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是孔子解释《春秋经》的话。它与前文并不衔接，分明是左氏为释《经》而插入。还有少量的“孔子曰”大约出自门人后学。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兹将全书的“君子曰”“仲尼曰”“孔子曰”出现的情况列表统计于下：

“君子曰”（包括“君子谓”“君子以为”等）“仲尼曰”（包括“仲尼闻之曰”等）“孔子曰”（包括“孔子闻之曰”）

隐公（1——11年）11则

桓公（1——18年）4则

庄公（1——32年）6则

僖公（1——33年）9则1则

文公（1——18年）8则1则

宣公（1——18年）5则2则

成公（1——18年）8则2则

襄公（1——31年）23则3则

昭公（1——32年）11则12则

定公（1——15年）2则2则

哀公（1——27年）1则4则3则

合计78则25则5则

从上表可以看出，“君子曰”出现得最多，且主要出现于昭公以前。定、哀之后“君子曰”突然减少；相反，“孔子曰”则出现增多的趋势，这个变化，是耐人寻味的——定哀以后，对孔子及其门徒的记载较多，且文辞乏采，结构松散。笔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前者出自孔子，而后者出自孔门后学之笔。这也是造成《左传》一直延续到孔子死后，写到了鲁哀公二十七年乃至战国初的原因。

《左传》中有部分叙事，特别是襄、昭之后，有出自左氏或后人增补之笔，它们拖沓松弛，而且有的甚至明显违背了叙事逻辑，露出了狗尾续貂的“马脚”。如：鲁昭公七年，记孟僖子

注：

[1]杨向奎《古文经学中的〈左传〉与周礼》，见其《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乙编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论〈左传〉“君子曰”非后人所附益》，中华书局，1982年。

病不能相礼，“及其将死也，召大夫曰：‘……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案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岁，孟僖子岂能预见孔子成圣人？更何况，说与何忌当时尚未出生。把十几年后发生的，两个尚未出生的孩子的事预先插在这里，便显得十分悖理。所以，这一段文字只能是出自左氏或后学所为。

《左传》哀公以后有关孔子门徒的记载，拖沓乏味。如哀公十二年：“语及卫故，……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子贡的话，不仅罗嗦，而且以取“霸”为标的，这与孔子的思想大相径庭。风格亦有别于全书主体的洗炼精警，疑出于后学。

吕祖谦说《左传》“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事，便无气象。”[注]其因正在于出自不同作者，前者出自孔子，后者出自凡庸之笔。识见有高下，文笔有优劣，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左传》的主体特别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的史实出自孔子《春秋》，它本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左丘明的“具论其语”，就是在存《孔春秋》之“真”（忠实保存原文）的前提下，依《经》立文，而形成了今天所见的编年体的《左传》。

[注]：

吕祖谦《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卷首《纲领》，清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