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发展史-文化复古与民族新文化建设

第三节 文化复古与民族新文化建设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打击，儒学本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期，由于各种原因的促使，儒学又有了复兴的迹象。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对儒学的新解释是这种复兴的一个原因，而当时政治上的需要也是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为了争得正统的地位和合法性，这些军阀差不多都在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这既是为了与正在形成重要势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相抗衡，也是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一个手段。尤其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成立之后，文化复古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活动，而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他们拉来孔子作招牌，要求人们对孔子继续崇敬乃至跪拜。这当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特别是戴季陶这样的御用文人，以曲解的手法将孙中山孔子化，将三民主义儒学化，从而使儒学不仅重新获得合法的地位，而且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相结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本。蒋介石说，孙中山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学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三民主义就是从仁义道德中发生出来的，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结晶。这既是中国的国魂、民族精神，又是中国立国的精神和基础。它的核心，如果从伦理和政治方面讲，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因此，他认为，要恢复民族精神，要使中国的国家民族复兴，就要先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也就是要恢复《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显然，蒋介石的这种解释既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曲解，也是对儒家思想的利用。他的真实目的，当然是想以儒学控制人心，重建秩序，以维护其一党独裁的政治统治。
也正是基于这种政治考虑，蒋介石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提出以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所谓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达道(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达德(又称武德，即智、仁、勇)等等作为中华民国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到了1933年，蒋介石为了反共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