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宗白华与方东美合而论之，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两位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世纪20年代均留学海外，然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执教，又都加入了“中国哲学会”，并曾同时担任理事;他们都是从西方哲学起步，受到西方生命哲学的直接影响，最后回归中国;他们都在中西文化比较的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此外，方东美称自己是“诗人哲学家”，这个称号对宗白华也一样合适。只不过方东美以哲学立世，而宗白华虽然曾被胡适称为“唯一受过系统哲学训练”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人是范寿康），却毕竟把美学当成了主业。这样一种哲学与美学之间的交互影响，应该颇有可发掘之处。
一
有论者认为，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向：“由西方生命哲学转向了中国生命哲学”，“由西方式的‘动’、‘运动’转向了中国式的‘气韵生动’。”“后期从中国哲学中发掘的生命精神，才是他的美学和艺术观的基础。……作为宗先生美学基础的生命哲学，是中国式的生命哲学。”[1]这一描述自成其理，不过也许我们不一定要用“转向”这个词。30年代以前，宗白华在美学上做的工作并不多，而更多地是以一个诗人和编辑的形象出现。偶尔涉及美学问题，也都是小的议论，基本上是照着西方的讲。虽然在《看了罗丹雕刻以后》一文中的确阐发了某种“唯动主义”的艺术本体论，但那也只是对罗丹本人观点的介绍和发挥。回国之后，宗白华忙于教学，几年之内没有发表什么论文。直到1932年，在忙完了歌德诞辰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之后，他着手进行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美学家宗白华才算正式登场。
不过，宗白华之前所做的教学工作非常值得注意，《宗白华全集》中收录的美学和艺术学讲稿表明，宗白华留学德国期间，所承接的是玛克斯?德索等人所倡导或者推动的“艺术科学”的美学路线。这不仅仅表现在他沿袭了德索有关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的区分，更关键的是他将美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形式问题上，即通过对不同艺术类型的形式分析去把握这种艺术独特的精神意蕴。在艺术科学的发展脉络中，有几位艺术史家特别值得注意，如被宗白华称为“当日艺术界中第一流人物”的沃尔夫林，将艺术风格设定为“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性情的表现，同时也是个人气质的表现”，认为在特定的形式风格中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整个世界心像的基础”[2]（p278）。这样一来，艺术风格的比较也就成为文化风格的比较。这种美学思路对宗白华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宗白华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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