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中西方关于“象”的认识论与美学范畴和命题,特别是对中西方关于言、意、象关系进行了认识比较,剖析了中西方在立“象”、取“象”上所追求的不同,提出了中西诗学对“象”的关注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侧重立象以写意,后者则侧重求象以写实,由此发展了求真、求实、求经验实证的真实再现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追求,而中国诗学立象的终极目的和理想是得道、明道,进而立言明道不足则立象。“立象以尽意”不过是明道的中间过渡,立象只不过是比立言更能尽意的方法,但“象”也是难能尽意的。为了充分地更好地尽意、求道,应当通过“澄怀”、“虚静”、“清静无为”、“息心净念”、“无执无住”的“致虚极,守静笃”“心斋”“坐忘”、禅定的修炼获得至高妙的玄览、禅观、妙觉、明心见性的大圆镜智的能力去寻求宇宙的大道和至高的审美境地。西方式的经由模仿说发展起来的注重经验实证、理性思辨、语言逻辑概念体系的方式只能是前者的一种补充,即当人们在不具备高妙的玄览禅观能力时,后者是实用的。而当人们已经获得了高度的玄览、禅观能力后,便可以抛开和超越语言、理性、逻辑、思辨之方法,直悟事物之本质和精髓妙义。
关键词:“象”、“求道”、“澄怀味象”、“境象”、“象外象”、 “玄览”、“禅观”
中西方立“象”、取“象”的渊源和发展
“象”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在中西诗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诗学,自一开始对“象”的关注就不同于西方美学,前者关注“象”的最终目的是表意、尽意,即“立象以尽意”。得意、尽意之后即可忘象。“象”是作为表意、尽意的手段和形式,因而中国诗学关注的“象”主要是写意性的意象。而后者关注的“象”乃是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现实的模仿、再现、叙事、写实的形象。西方人正是通过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现实的模仿、再现而获得美感和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西方美学的这种对形象的关注使其在对现实和自然的模仿、再现、写实、叙事方面的能力较之中国诗学更为发达。
中国人对“象”的关注集中体现于《易经》之中。中国古代的先贤、智者深谙“观物以取象”、“立象以尽意”、取象以识物断事、应物观景之道。他们仰俯以观象于天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观鸟兽山川树木等万物之形迹以取象。
象数乃是宇宙天地万物之间以全息自相似、同构的原理所形成的一种最本质的对应关系,是对自然万物的简约、概括和抽象。中国古代的大智者对“象”的这种至高妙、深邃、卓越的领悟和认识是西方人所远不可及的。“象”的至妙、至深的内涵在于追求天地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