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军海
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基本上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步的。20多年来，成果斐然，自不待言。按照学术研究的一个有些“吊诡”的规律，研究越是深入，问题自然会暴露得越多。“知识增时只益疑”，王国维的这句诗虽然有些悲观，但却应当是知识人应有的一个基本学术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把前辈的学术成果当作自己探讨的起点，学术也才会薪火相传。
重新审视阐释中国美学的理论元话语佛教传入中国时，曾有一个“格义”阶段。这个用来“格义”的话语体系，叫做“元话语”（meta-dis-course）。和佛学传入中国时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典籍成了西方美学话语“格义”的对象，而当年则是用中国话语“格”佛典的“义”。
这种特殊境遇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越是用西方术语来说明中国古代有美学，就越发觉得中国古代美学存在的可疑。理论之所以为理论，就是因为其解释功能。一旦中国古代美学理论本身成为待解释的对象，那就会在解释领域失去发言权。上世纪80年代中西美学比较的兴起、90年代对中国美学话语“失语症”的揭示都说明了我们对这一危险的警觉，也是我们试图摆脱这种悖论处境的努力。但其成果极为有限，因为中西美学比较的“元话语”仍需重新审理。
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天人合一，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天人对立。然而“天人合一”却是一个多义词，各家的解释差别很大。最为我们熟知的一种解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是亲和的关系，而西方人则与自然对立。这个概括是有问题的。环境美学的开创者阿诺德·伯林特系统地梳理了西方的自然观。他发现，从哲学上讲，西方的自然观有截然相反的两派：一个是洛克学派，认为自然始终外在于人;一个是斯宾诺莎学派，认为自然之外无一物。至于在实际生活中，人对自然的看法则有一些过渡形态。于是西方的自然观就有这样四种基本观点：1、完全对立的自然观。2、比较温和的分离观。3、比较温和的统一观。4、完全一体的自然观。同样，我们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层次来。所以，所谓在自然观问题上的中西差异，其实是一种文化内部两种倾向的对立。其他诸如中国人重群体西方人重个体、中国文学是抒情表现的西方文学是叙事再现的等等概括，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因此，这里所说的重新审视元话语的问题，不仅是指审视将“文”与“文学”或“美”简单等同，而且要审视中西美学比较本身。事实上，我们上一个世纪所作中西比较，大都流于“大而化之”，而未能“具体而微”。我们往往习惯于一种“宏观”把握，即首先将一组对立的概念看作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然后借此执一御万，以解释中西美学的其他差异。与这种宏观把握相反，我倒更看重一些微观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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