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视野中的哲学

作者：林剑
一

哲学是一种世界观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似乎是个一般性的常识。然而，最近几年来的中国哲学界，有一些人，其中也包括某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却试图对这个所谓的常识性观点发起挑战，倡导哲学应回归到它的本来含义，将爱智慧视作是哲学的本性，“哲学即是智慧之学”，哲学教学的目的应是“转识成智”，即将人们所掌握的知识转化成智慧。尽管在时下的中国哲学界，这还只是部分人的声音，但它具有渐趋增强的趋势。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关涉的只是有关哲学的学理之论争，但它的深层意蕴却是明确无误的，直接或间接指向将哲学视作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世界观的看法。那么，哲学究竟是一种世界观，还是一种智慧之学？哲学教学的目的究竟是使受教育者主要树立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还是仅仅为了启迪受教育者增强对智慧的热爱与热情，抑或是扩展人们的所谓生存智慧？在时下，直面上述声音，澄清什么是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关乎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阐释与坚持，关乎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应贯彻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与使命。

不可否认，在古希腊文与古拉丁文中，哲学的原始含义是爱智慧。在中国古汉语中，“哲”通常与“智”同义。“哲”，聪明、智慧之意。“哲学”一词从字意上看确有智慧之学的含义。但笔者认为，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成为人们倡导哲学向原始含义复归的根据与理由。首先，语言是发展的，学科也是发展的，语言的发展与学科的演进背离它的原始含义与原生形态不仅是常有的事情，而且几乎是一种规律或趋势。从语言的维度看，无论是在古代希腊社会中，还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所谓的“哲人”并不专指从事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而是泛指在一切领域中活动的那些具有聪明、智慧，具有某种技能的人，除哲学家之外，也包括自然科学家、工匠、诗人、音乐家，甚至包括政治家。哲人是无所不知的人的代称。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它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之后所形成的成熟形态与其早期的原生形态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其原生形态上，哲学与其它学科还处于混沌的没有分化的状态，哲学是一个成员复杂的混居家族，除了后来人们讲的狭义的哲学之外，也包括着其它具体科学在其中，几乎所有的学问都冠以哲学的名称。正如那时的人们将一切聪明、智慧之士称为“哲人”一样，人们也将一切能增识长智的学问称之为哲学。因此，在哲学与其它具体科学有了高度分化与分工之后，再倡导向它的原始含义回归，应该说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更为根本的是，它不符合哲学存在与发展的历史真实。一方面，它不符合哲学所指向的研究对象的真实，另一方面，它也不符合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的真实。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哲学不是纯粹的知识论，也不是单纯地研究获取智慧的技巧，哲学研究所指向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人和世界的关系，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在近代以来则明确地表现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同上，第220页）。而人与世界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无疑应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哲学史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决不是两种启迪人们聪明、智慧的不同路径与技巧。

在西方哲学史上，当哲学与科学分化为“形而上”与“形而下”时，哲学的爱智之说也随之渐趋式微，尤其是在西方近代以来，“爱智”与“智慧之学”之说再鲜有被哲学家们所言及，而这并不能视为是哲学的退化与堕落。深刻的原因在于：“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同上，第220页）当哲学基本问题“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之后，哲学也就以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形态清晰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哲学曾被确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应是明确无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曾明确地宣称，他们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新世界观。

笔者认为，究竟将哲学定位于一种世界观还是一种智慧之学，不能简单地看作只是一个学理之争。问题的实质与核心在于：如果将哲学视作是“爱智”的“智慧之学”，那么哲学研究与教育的目的自然是增识长智与“转识成智”；而如果将哲学视作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那么哲学研究与教育的目的自然就是使人们建立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与掌握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二

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形式，它是否仍然属于一种科学，或者说它是否仍然具有科学的属性，这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引起争议的又一问题。

在哲学被视作是科学的科学的阶段，哲学的科学性质是不容置疑的。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哲学词典中，哲学的科学性质也是毫无异议的。正因为人们过去将哲学定格于科学的维度，而科学所诉求的是真理，因此，在我们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价值论问题是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之外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随着价值论问题研究的深入与人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理论体系的反思，价值论开始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占据一定的位置。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观与价值观、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上作出了不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应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应指出，在价值论研究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令人遗憾的偏差与片面性。80年代中期的价值论研究在更多的成份上是西方价值论的一种输入；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出现不是表现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逻辑系统的内在阐发，而是嫁接的痕迹比较明显，即不是表现为内生的，而更多地表现为外引的。而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界，则出现了一个值得人们关注与忧虑的新走向，即片面强调与放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价值观与价值原则的亮点，自觉不自觉地将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化。这种将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化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否认哲学的科学性。

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循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看，应该旗帜鲜明地确认，哲学不等于科学，不能简单地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划上等号。深刻的原因在于，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形式，不能视作是人站在世界之外去观世界，它的研究与思考指向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人是将外部世界与自己联系起来对外部世界进行研究与思考的。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一方面人力图要弄清世界是什么与怎么样，另一方面人也力图以自己为圆心去研究、思考如何把握、适应、影响与重塑世界。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多重性的关系：既是一种理论的关系，也是一种实践的关系；既存在着因果性的必然关系，也存在着选择性的应然关系，其中还涵蕴着伦理关系与审美关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重关系的存在，也就决定了哲学不能仅仅视作是一种纯粹的科学，不能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划等号。科学是以规律性、必然性为对象的，它所回答的是世界是什么与怎么样的问题。关于人与世界之间的应然性的价值关系、伦理关系、审美关系，则超出了科学的功能与使命的范围。

但是，认定哲学不等于科学，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哲学应具有的科学品格。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哲学视作是一种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或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时，这既是就哲学的研究对象而言的，也是就哲学的一般性质而言的。它确实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哲学都具有科学的品格，因为世界观也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有着科学与非科学的界分。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必须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即必须具有科学的性质。科学性应是哲学研究与思考首先选取的参考坐标，同时也是衡量一种哲学正确与否的基本尺度。哲学虽然不等于科学，但哲学必须具备科学的品格。哲学是不能与科学相背离的，既不能与科学精神相背离，也不能与科学事实与理论相背离。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的视野中，哲学不仅应与科学建立紧密的联盟，哲学还应立足于具体科学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源头活水和营养，而且也要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与形式。不能想象，一种缺乏科学精神与根据、甚至与科学发展相悖逆的哲学能够长久地生存下去，并能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背离科学精神与科学事实的哲学将被科学无情地淘汰，这是哲学发展史所一再证明了的规律。

正因为哲学必须具有科学的品格，因此，不能任意地将哲学价值论化，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化。单纯的科学主义解读，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与理想的消解；单纯的价值论化的解读，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的消解。这不仅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害的，而且对于理解全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也是有害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作支撑的，因而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被消解了，必将导致全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塌倒，最直接地将导致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塌倒。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运思逻辑中，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共产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既是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的一种价值理想与奋斗目标，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性必然。

笔者认为，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理解、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上，反对单纯的科学主义倾向是必要的话，那么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化，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一项重要挑战与任务。

三

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是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而“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处于和经历着不同现实生活过程的人们，其世界观必不相同。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中，哲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与性质。而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它的存在与演进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直接与间接的制约，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哲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与属性，无疑内在地决定着一切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不可避免地贯彻与表达着一定的立场。在对待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性与意识形态性问题上，哲学界中有些人不时地陷于一种非此即彼、忽左忽右的片面性怪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人们通常将哲学的立场性与意识形态功能无限放大，作一种简单化、庸俗化与片面化的理解与强调。在人们的视野里，哲学似乎除了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的功能之外，再没有别的功能；哲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只是一种阶级利益与意志的简单表达，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形式通常被利用作单纯的斗争工具。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哲学界在围绕着哲学的立场性与意识形态性问题上的理论反思与拨乱反正是必要的与功不可没的。但问题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哲学界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应引起人们注意的片面化倾向，即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性与学术性旗号下的淡化与消解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倾向。有人明确地主张应使哲学非意识形态化，至少是应使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弱化与淡化。更有甚者，有人曾立场鲜明地主张哲学的“无立场”。

对于任何一种哲学来说，学理的严谨性与学术的深刻性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求：既是其赖以确立、生存延续的前提性要求，也是其说服人、打动人从而掌握人的前提性要求。一种庸俗浅薄、缺乏学理性与学术性的哲学，必定是一种短命的哲学。要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树成为一棵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长青树，加强它的学理性与学术性无疑是必要的、合理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从一种片面性走向另外一种片面性，更不能借加强哲学的学理性与学术性之名，行否定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之实，将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非意识形态化。

尽管在哲学发展史上，确有一些哲学家宣称自己的哲学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但在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哲学家的哲学能够完全地超然于意识形态之外，他们的哲学不仅或多或少地刻上了时代的烙印，而且在阶级社会里还会打上阶级的印迹；哲学家们通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社会中一定阶级的代言人，在他们的哲学中表达着某种价值取向与立场倾向。我们虽然不能在哲学路线的对立与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立场的对立之间划上等号，也不能将哲学家的阶级出身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立场倾向紧密挂钩；我们不能否认，哲学家们的哲学在其内容与形式的表达上，除了受他所处的实际生活条件的制约之外，也受到他的知识、能力、性格、气质、情感等因素的影响，但一般说来，一定时代的哲学是生成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是一定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历史发展呈现给我们的一个基本性的经验事实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哲学由于自身的学科性质与特点，它所表达的意识形态色彩没有政治、法律思想中所表达的那么直接和鲜明，但同样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无论哪一种哲学都不可能绝对地游离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影响之外，不可能绝对的“无立场”，即使是像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与黑格尔，在他们“富有哲学味道”的抽象的逻辑与思辨中，仍然以“晦涩的言词”“隐藏着”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愿望。

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视野里，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无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与立场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中，拒斥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立场性的言词与口号是不可想象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的旧哲学的许多区别中，一个重要的区别便是：在过去的历史时代中，“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同上，第53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然，它拒绝任何意义与形式的虚伪，诚实与旗帜鲜明地宣称：其一，它的哲学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即共产主义社会，“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同上，第19页）；其二，“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其赖以存在与实现使命的“物质武器”；其三，“新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新唯物主义”哲学是它获得解放的“精神武器”。不能想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离开了它的无产阶级立场，它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否还能具有吸引力与震撼力，是否还能成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精神武器”。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哲学能获得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社会最底层群众中的传播。

四

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形式，并不是一经形成就永恒不变，就可以宣布为永恒真理。任何哲学都不具有终极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一样，它并没有穷尽与终结真理，而只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哲学有如一条奔流之河，离开它的源头愈远，愈汹涌澎湃。哲学演进的总趋势是由浅而深，由简单而复杂，不断地超越自己。那么哲学何以能实现自身的不断超越？牵引着哲学发展与演进的原动力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的哲学观有着不同的解读。

在黑格尔哲学观的视野里：“揭示出理念发展的一种方式，亦即揭示出理念各种形态的推演和各种范畴在思想中的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这就是哲学自身的课题与任务。”（黑格尔，第34页）在他看来，哲学即是哲学史，哲学史也即是哲学。“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同上）他认为哲学的逻辑是必然的、先在的，它构成哲学历史发展的基础：哲学历史上的每一个体系所表达的不过是哲学逻辑系统的一个范畴、一个环节，全部哲学史不过是哲学逻辑发展在时间中的展现与展开。“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并将此实质作为它的对象。就哲学是在它的时代精神之内来说，则这精神就是哲学的特定的内容，但同时哲学作为知识又超出了这内容，而与这内容处于对立的地位。”（同上，第57页）在黑格尔的视野里，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而是时代精神，而“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同上，第36页）正是在对精神的这种反省与反思的批判性的认识中，在哲学实现着精神的不断超越的同时，也实现着哲学自身形态的发展与演进。在黑格尔哲学观的思维理路中，哲学的演进是一种纯粹的自我演进，是在反省与反思认识中的演进，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的；政治、法律、风俗、习惯、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都是由时代精神支配的，它们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充当着哲学认识时代精神的中介材料。

长期以来，直到时下，黑格尔的这种哲学观与哲学史观被许多人视作是不容反思的真理。在哲学讲坛上，有些人将黑格尔的哲学即是哲学史的观点作为教条诲人不倦地重复着，主张学习与研究哲学的最好路径就是研究哲学史，似乎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在哲学论坛上，有些人不厌其烦地述说着这样的观念：哲学的对象是思想本身，只有对现存的各种哲学概念、命题、观点及其前提进行不断的反思、考问、批判、解构，才能实现哲学的发展与更新。在有些人的视野里，反思与批判、考问与解构似乎是哲学创新与发展的唯一通途；推动哲学发展的原动力不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而是一种纯粹的认识活动。

不可否认，在黑格尔的哲学与哲学史观中，的确蕴涵着一些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他有关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的论述，呈现出一定的历史感，但从总体与根本上看，他的观点是错误的。这错误不仅在于逻辑构成他的所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因而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是他的思维辐射的轴心，是一种解读与评价哲学发展的历史形态的普照之光与“标准”；而且还在于，受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所决定，神秘的绝对精神构成了他的哲学的本体：在他的思维理路中，哲学的反省与反思不过是精神自己认识自己，哲学对时代精神的反思与超越不过是精神从时代精神向绝对精神的趋近。因而，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感与历史感只是形式上的与外表性的，其哲学在本质上是远离现实与历史的，实际上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正如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在德国历史编纂学看来，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些纯粹的思想后来在圣布鲁诺那里也被看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并最后消失于‘自我意识’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页）总之，黑格尔的思维视点盯住的是精神，以及精神在时间中展开的时代精神，至于这种精神与时代精神又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对于黑格尔来说却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追问，因为精神是一切事物与现象的根据与本体，事物与现象是绝对精神外化、异化、对象化的产物，因而是为了表现与确证精神而存在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因为“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但与“从天上降到地上”的黑格尔哲学相反，对于从“地上升到天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意识、精神，“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现象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同上，第30-31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当然并不是否认哲学的历史与哲学的发展，而是认为哲学与其它意识形式一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能独立地存在与发展，哲学没有封闭、孤立、独立地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及发展不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实现的，它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基础，这个现实基础即是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实践，即是人们现实的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是固定的；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产物的哲学内容也不是固定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方式、即自己的实践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哲学的旧有形态与内容。因此，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里，推动着哲学演进与变革的最深层动因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如果说，哲学的发展与演进离不开哲学家们的工作与思考，那么这只能意味着哲学家们的思维视点应主要聚焦在自己时代实践的变革上，而不能仅仅注视着“纯粹的精神”领域。离开哲学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最深层的现实的物质基础，单纯地诉诸对先前业已形成的哲学思想本身的反思与认识，既不可能达到对哲学发展历史的正确解读与理解，更不可能实现哲学自身的真正超越。哲学的发展与超越是人类实践的变革与超越的理论表现，而不是哲学体系之间的吞噬。

在这里有必要澄清如下一点：马克思也曾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拿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与黑格尔所说的“哲学也可以说是超出它的时代，即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并将此实质作为它的对象” （黑格尔，第57页）的话作比较，人们或许觉得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一个讲的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讲的是时代精神的实质。但问题是，在黑格尔那里逻辑是构成历史的基础，历史应与逻辑相一致，而在马克思这里，历史是构成逻辑的基础，逻辑应与历史相一致；在黑格尔那里，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社会现实的本体，而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里，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不过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在形式上大致相似的话语中，由于哲学路线的不同，所表达的底蕴自然全然相别。

五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的理论形式，它的产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是深刻的，也是全面的。它导致了哲学研究对象的变革，将哲学的思维视点指向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引起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扬弃了旧唯物主义与旧唯心主义对待“事物、现实、感性”只从直观的、纯客体的或纯主体的方面所做的片面性的理解与把握，诉诸于新的实践维度的把握；同时它也导致了对哲学的功能与使命的深刻革命。

哲学的功能与使命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前，这近似于一个多余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将它定格于“解释世界”。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也好，唯心主义哲学家也好，在将哲学的功能与使命视作是理解与解释世界这一点上都有着惊人的共识，区别只在于，不同的哲学路线导致各自不同的解释方式与路径。不可否认，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是内在地承担着认识、理解与解释世界的功能与使命的，事实上，任何一种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形式，不管它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都蕴含着对世界的一种理解与解释，否则它就不能作为哲学这种意识形式存在。但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中，哲学不能仅为真理而真理，寻求真理性的认识、达至对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并不是哲学的唯一目的，也不是主要目的；哲学不仅需要认识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改变世界”：相对于改变世界而言，认识与解释世界只是起着一种基础、前提与手段的作用，“改变世界”才是根本的与最后的目的。深刻的原因在于，“……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将哲学的功能与使命定位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而且主要定位于“改变世界”或“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定位视作是对先前哲学家们思想的补正与延伸；这种定位实现的不是一个外在性的加减法，而是一个革命性变革。这个革命性变革内在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刻把握与理解，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内在逻辑所必然得出的结论。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无一例外地将哲学的功能与使命定位于认识与解释世界，深刻的原因是受制于他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方式。旧唯物主义将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一种直观的纯客体的理解，旧唯心主义则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一种纯主体的理解，二者都没有看到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关系。而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视野里，人是以实践方式存在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历史性生成的关系，因而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关系。而人的实践不仅在其目的性上蕴含着“改变世界”的趋向，而且在其功能上具有“改变世界”的特点。将人的实践理解成人的生存方式，就必然生发出人是要使现存世界不断革命化的存在物的哲学逻辑；将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解成一种实践的关系，也必然引申出人与世界的关系既是一种不断地被改变与革命化的关系，也是一种祈向与追求被改变与革命化的关系的逻辑。旧唯物主义与旧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们离开人的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诉诸纯客体的单纯直观，或者诉诸纯主体的单纯思辨，这就必然地决定了他们在理解哲学的功能与使命时，不可能越出认识世界与解释世界这一纯粹思想视域。

参考文献
黑格尔，1983年：《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

1卷，第45页）总之，黑格尔的思维视点盯住的是精神，以及精神在时间中展开的时代精神，至于这种精神与时代精神又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对于黑格尔来说却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追问，因为精神是一切事物与现象的根据与本体，事物与现象是绝对精神外化、异化、对象化的产物，因而是为了表现与确证精神而存在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因为“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但与“从天上降到地上”的黑格尔哲学相反，对于从“地上升到天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意识、精神，“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现象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同上，第30-31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当然并不是否认哲学的历史与哲学的发展，而是认为哲学与其它意识形式一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能独立地存在与发展，哲学没有封闭、孤立、独立地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及发展不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实现的，它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基础，这个现实基础即是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实践，即是人们现实的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是固定的；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产物的哲学内容也不是固定的：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方式、即自己的实践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哲学的旧有形态与内容。因此，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里，推动着哲学演进与变革的最深层动因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如果说，哲学的发展与演进离不开哲学家们的工作与思考，那么这只能意味着哲学家们的思维视点应主要聚焦在自己时代实践的变革上，而不能仅仅注视着“纯粹的精神”领域。离开哲学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最深层的现实的物质基础，单纯地诉诸对先前业已形成的哲学思想本身的反思与认识，既不可能达到对哲学发展历史的正确解读与理解，更不可能实现哲学自身的真正超越。哲学的发展与超越是人类实践的变革与超越的理论表现，而不是哲学体系之间的吞噬。

在这里有必要澄清如下一点：马克思也曾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拿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与黑格尔所说的“哲学也可以说是超出它的时代，即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并将此实质作为它的对象” （黑格尔，第57页）的话作比较，人们或许觉得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一个讲的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讲的是时代精神的实质。但问题是，在黑格尔那里逻辑是构成历史的基础，历史应与逻辑相一致，而在马克思这里，历史是构成逻辑的基础，逻辑应与历史相一致；在黑格尔那里，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社会现实的本体，而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里，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不过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